【80後/黃肇鴻】公務員「逃兵」:失落十年青春 原來我有得揀
熱門文章
ADVERTISEMENT
世代之爭-我係XX後

【80後/黃肇鴻】公務員「逃兵」:失落十年青春 原來我有得揀

放工時間,中環站,往荃灣方向的月台。「哪架車去尖沙咀?」外國遊客截停他。黃肇鴻沒有多想就說,兩架車都可以。「謝謝你!」目送外國人滿心歡喜的背影遠去,黃肇鴻才踏入車廂。肩膊碰着肩膊,鼻端傳來打工仔辛勞一天的香水汗氣,黃肇鴻的內心突然驚嘆:「我今日終於做了一件好事!」

2684_80-generation-brian-014

「為一個遊客帶路,是我全日下來,做過唯一的一件事,算得上是建設社會!」黃肇鴻今日回想,心情依然激動。「可想而知我當時的工作有多頹廢。」

網上Google黃肇鴻,報道都會提及他放棄五萬月薪,離開政府,加入本土研究社。黃肇鴻在大學主修政治及公共行政,畢業之後「順理成章」投考公務員,任職行政主任(EO)六年,曾於教育局、民政事務總署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

細閱他的訪問,不是分享在政府工作的經歷,就是討論香港土地政策的問題。聽見訪問題目是「社運八十後」,他回訊說:「我的經歷未必與其他八十後社運青年相似,希望你不介意。」感覺就似記者要求他去見工,他卻沒有一份亮麗的履歷。

生於一九八八年,黃肇鴻笑言自己比較像九十後。「我覺得自己仍然只有廿幾歲,有時覺得,自己正在追趕失去的十年。」

黃肇鴻曾經在余若薇議員的601辦公室實習
黃肇鴻曾經在余若薇議員的601辦公室實習

合租共居是成年儀式

小孩何時才變大人?或者,應該由離家自住那一天計起。換句話說,黃肇鴻在二十六歲才真正成年。二〇一六年初,先斬後奏,敲定合租地方之後,黃肇鴻才告訴父母搬家,與陳劍青和陳可樂開始共居。同年年底,他遞上辭職信;半年後,他由本土研究社的義工變成全職研究員。

任職公務員的時候,黃肇鴻已經在本土研究社做義工,協助研究棕地問題。
任職公務員的時候,黃肇鴻已經在本土研究社做義工,協助研究棕地問題。

「三十歲之前,我想為社會做些事。」很多家長不想子女搬出去,但是黃肇鴻覺得,要展開人生新一頁,必須轉換新環境。「與父母同住,有一種身份束縛。」老家在太古城,在香港大學讀書,畢業做公務員—一陣撲鼻而來的中產味。

人生第一次搬屋,是一種儀式。從太古城到旺角,從搭電梯到行樓梯,住落幾年,浴室的趟門也壞掉,歪歪斜斜地晾着。月租一萬三千五百元,目測實用面積有五百多呎,尚算值得。客廳沒有電視機,兩面牆都是書,書目橫跨科普政治文史哲。書架用木板和磚頭搭建,是陳劍青的主意。正中間有一張長木枱,最矚目是一部半自動意式家用咖啡機,其他零食和雜物,相形見絀。

黃肇鴻的房間有一面牆是醒目的蛋黃色,油漆由他親自調製。「自己間房自己油,感覺好真實,終於有事情由我自主決定。」入伙那一天,像是去了一個新星球,他暗暗告訴自己,重新開始,要更加努力。

搬出來自住,為房間漆上醒目的蛋黃色,是黃肇鴻的成人禮。
搬出來自住,為房間漆上醒目的蛋黃色,是黃肇鴻的成人禮。

無錢不一定係廢 有錢都可以好廢

「長輩難以理解民間研究是一條出路,不能理解就不能接受,我只好做咗先算。」離家之後,少見面,少爭吵。媽媽嘮叨了一年,配額耗盡,逐漸接受兒子的決定。現在,爸爸久不久還會向兒子報喜,「你又上新聞喎。」

「常有人說我犧牲好大,其實相比起前輩,相比起過去一年的抗爭者,我的選擇算不上什麼。」對於黃肇鴻而言,一切只是「風險管理」。「原本打算儲夠三十萬才辭職,後來又覺得可以儲多一點,去到一個位,數字已經沒有意思。」

離職前,黃肇鴻為自己做過「壓力測試」:除了朋友聚會,每日限用二百元,用Excel記錄使費,發現自己的支出愈來愈少,用錢最多只是去旅行和買書。「肯定自己轉工之後都俾到家用,交完租還有餘錢,就算足夠。」黃肇鴻坦言,以自己的性格,如非遇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可能有今日的經歷。

離開政府之後,黃肇鴻曾在立法會做過研究工作,發現政府的研究着重數字,通常只引用外國的官方文件作為可信來源,局限了政策討論的面向。
離開政府之後,黃肇鴻曾在立法會做過研究工作,發現政府的研究着重數字,通常只引用外國的官方文件作為可信來源,局限了政策討論的面向。

中學讀筲箕灣聖馬可中學,他直言同學乖得像一羣綿羊。學校的理科比文科強,成績好一定讀理科,但是黃肇鴻最愛的地理卻屬文科。選科時,與父母商量之後,大家都覺得「讀理科的選擇多一點」。捱過會考,黃肇鴻明知自己不算讀理科的料子,升高中卻堅持不選文科。「我捱得過,回頭就等於承認自己選錯科,好像輸了。」

中七畢業之前,班主任給每位同學寫了一封信。老師由中二開始教導他,在信中道出肺腑之言:「你的思考方式不夠科學,不應該讀理科。然而,你與其他同學不同,我相信,你的思維將會對社會有很大幫助。」

曾幾何時 是一個「常識怪」

那是一種怎樣的思維?中三地理課,有一次考地圖閱讀,黃肇鴻忘記帶量角尺,求救,老師只拋下一句「誰叫你忘了帶?」沒有量角尺,但有計數機。黃肇鴻嘗試用三角涵數sin/cos/tan計算。「我只是想辦法解決難題,沒想到真的可以找出正確的答案。」

小學時,第一次去圖書館,爸爸讓黃肇鴻自己挑書看。別人都埋頭小說或漫畫,他逕自走到科普類。「對我而言,宇宙大爆炸當然也有一個故事。」黃肇鴻後來被學校選中代表學校參加常識問答比賽。「我還參加過太空館主辦的天文問答比賽,得到全港冠軍,今日還能找到那篇報道!」黃肇鴻笑說。

當年全球只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黃肇鴻記得每一個國家首都,還會自己畫地圖。升上中四,學校老師帶同學到郊野公園行山,他才見識到世界並不只存在於地圖。「香港土地有四成是郊野公園,沒有行過山的話算不上是香港人。」

高中沒有修讀地理,黃肇鴻至今仍覺遺憾。高考放榜之後,大學頭三志願他都選擇「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地理,我是非讀不可。」

不過,為什麼選擇香港大學呢?「因為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想要什麼。」就像選讀理科時一樣,別人的意見很主流,都說香港大學最好,「有得揀,當然揀最好。」入學後,別人又跟他說,地理是閒科,雙主修才是王道,黃肇鴻於是同時修讀政治及公共行政。

最初,黃肇鴻以為自己終於有機會好好研究地理,後來卻發現,當時的大學教育依然偏重職業訓練。他說,理想的教學應該像一個書架,將各種學派分門別類,學生可以融會貫通,而非支離破碎地學習一個一個議題。

醜陋的舍堂文化

美夢破滅,加上大學瀰漫一種「過咗海就係神仙」的玩到盡文化,黃肇鴻又因為「大學五件事」(意即做齊這五件事才算讀過大學:讀書、上莊、住hall、part-time、拍拖),自己跟隊上莊住宿舍。「我覺得自己沒有試過,好像沒有資格下結論。當然,這樣做的背後,仍然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麼。」

當年因為「最好」而選擇香港大學,入學後因為覺得課程不如預期,反而荒廢學習。
當年因為「最好」而選擇香港大學,入學後因為覺得課程不如預期,反而荒廢學習。

宿舍迎新,要求新生熟讀每個宿生的名字、學系、樓層、房號。每日都要唱樓歌,直到老鬼滿意為止。黃肇鴻明明是體育白癡,卻因為「傳統文化」加入了壘球隊,要為宿舍贏獎盃。星期六清晨五點跑去數碼港海邊練波,半夢半醒,眼睛還未能睜大就要接投球。一陣怪風吹來,壘球偏離軌道,黃肇鴻尾指骨折。他至今仍然不能完全屈曲受過傷的尾指。

黃肇鴻是體育白癡,入大學跟風打壘球而骨折,尾指至今不能完全屈曲,他銘記認為這是當年奉行「羊羣心理」的教訓。
黃肇鴻是體育白癡,入大學跟風打壘球而骨折,尾指至今不能完全屈曲,他銘記認為這是當年奉行「羊羣心理」的教訓。

讀理科,四年,捱過了,住宿舍,捱到一年半,到了極限。「我接受不到宿舍的同袍文化,就像秘密組織。所有宿生都認為贏到個獎盃就是最大成就,所作所為,都與社會無關。沒有一個人曾獨立思考,提出過任何問題。」在黃肇鴻看來,舍堂文化甚至造成職場上的裙帶關係,同一舍堂的舊生可能會獲優先考慮。

堅持了一年半才突然「清醒」?「因為從沒想像過世界有其他可能,一直以來的成長,都未見過其他想像。」母親從大陸來港,一直希望兒子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在媽媽眼中,公務員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職業,工作穩定,收入高。當時黃肇鴻尚未跳出「梗要揀最好」的迷思,畢業之後,還試過申請市區重建局的職位,與現在所做的背道而馳。

試過幫林鄭撳升降機掣

黃肇鴻在二〇一〇年加入政府,先在教育局工作,兩年後調職民政署。民政署的工作離不開區議會,黃肇鴻發現,區議會已經失去建立社區的功能。有一次,五名民主黨成員到灣仔民政事務總署要求與署長陳甘美華會面。「當時我就站在門後。」整個辦公室無人懂得處理,署長也未有現身,最後由署方安排保安抬走許智峰與吳兆康。他們要遞交的信件,不斷在各個小隊之間傳來傳去,但一直沒有人將信件正式送交署長。

在政府任職行政主任六年,要他說的話,期間到底有沒有做過哪怕一件實實在在有用的事?他真的花了整整十秒在沉思。沉思之後,他還是說不上來。他做過「品質保證」,花上數小時核對多份文件的字體與格式。他做過「狗仔隊」,在局方有法案需要在立法會通過的時候,留意着議員行蹤。他試過幫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安排升降機,他會先在三十樓等候,一收到同事通報就立刻按電梯掣落樓,好讓林鄭步出廿九樓大堂之時就馬上走入升降機,不着痕迹地迴避記者提問。

陳茂波出席新界東北發展的諮詢會後被包圍(來源:/Carter Chung/EyePress)
陳茂波出席新界東北發展的諮詢會後被包圍(來源:/Carter Chung/EyePress)
諮詢會選在位置偏僻的地方舉行,依然有三千多名示威者到場抗議。(來源:法新社/Carter Chung/EyePress)
諮詢會選在位置偏僻的地方舉行,依然有三千多名示威者到場抗議。(來源:法新社/Carter Chung/EyePress)

離開公務員隊伍的導火線,不是撳電梯,而是安排當時特首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黃肇鴻第一次親眼目睹政治助理,要為老人家安排怎樣拿標語,指揮他們坐在前排造勢。然後,他發現這種「造勢」風氣已經蔓延至民政署和區議會。本來是為了集思廣益而舉辦的高峰會,討論環節還未開始,時任局長曾德成已經有總結的致辭稿。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出版《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認為社會上至少有一半工作毫無意義,工作本身更成為一種「精神暴力」,甚至成了社會的禍害。「根本就是形容我當時的情況,我不認為自己的工作為社會增添過任何價值。作為社會一分子,我覺得羞恥。」

黃肇鴻說,在民政署工作時眼見政治助理要安排支持者在諮詢會「造勢」,令他覺得制度已開始崩壞。(來源:法新社/EyePress/Sunny Mok)
黃肇鴻說,在民政署工作時眼見政治助理要安排支持者在諮詢會「造勢」,令他覺得制度已開始崩壞。(來源:法新社/EyePress/Sunny Mok)

從政府總部廿六樓 看雨傘運動的帳篷

雨傘運動出現時,黃肇鴻已經調到政府總部,負責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財政預算案中爭取資源。黃肇鴻與同事要撰寫一份報告,說明開設創科局的原因,尋求立法會撥款支持。「但是大家做落發現有相當大爭議,未有深入了解業界需要。」最後,創科局在泛民議員拉布一年半之後,橫空出世。

從民政署調職至商經局的時候,黃肇鴻本來心存一絲幻想,認為民政署的遭遇只是「樹大有枯枝」;結果,他碰到的是「天下烏鴉一樣黑」。

政府總部的二十六樓,設有政務司長和中策組的辦公室,黃肇鴻因公事到訪過幾次。居高臨下,遠眺是夏愨道上的帳篷陣,近看卻是走廊外離地萬丈的日式庭園裝置。有一晚,臨睡前,腦海浮現上司的面孔。「我問自己,生命餘下的日子是否都要循規蹈矩?總有一天,我可能會升到上司的位置,但是我真的想做那些無聊又違心的行政工作嗎?」

加入體制,才發現制度有問題。以前尚會認同制度存在的必要,黃肇鴻今日會認為可以由下而上發動改革。
加入體制,才發現制度有問題。以前尚會認同制度存在的必要,黃肇鴻今日會認為可以由下而上發動改革。

十年之後 期望落實資訊自由法

在政府工作六年之後離開,同年入職做AO的朋友私訊他表達了支持。「對方說,我做到第十年就會辭職。」到時就不會被扣除強積金內的政府額外供款,金額也有幾十萬。「今年就是第十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會辭職?」

今年踏入三十二歲,黃肇鴻覺得自己只有廿二歲,剛剛開始探索自己的人生,開展真正的事業。「我覺得自己失落了十年青春,待在舒適圈,太多顧慮,不夠反叛,不敢突破框框。」他認為自己應該更早另闢蹊徑。

除了研究土地,黃肇鴻將來會致力鑽研開放政府的議題,為「本土」帶來更多想像。
除了研究土地,黃肇鴻將來會致力鑽研開放政府的議題,為「本土」帶來更多想像。

小孩子無所矜飾,直接表達所需,但是在社教化的過程,很多人學懂隱藏需要。「適應了外在的世界,漸漸以為那個就是自己。」一直以來,黃肇鴻都確實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真正想要的,他要花很長時間去摸索。缺乏自信、迷茫、人云亦云—黃肇鴻這樣形容昔日的自己。他喜歡問問題,在本土研究社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角色,找到自信。「仍然有些不安,但是感覺踏實。」

其實當年在政府工作,黃肇鴻已經為本土研究社擔任義工,用筆名撰寫的文章早早出現在《棕跡》一書。成為全職研究員之後,他研究過丁屋政策。去年開始,黃肇鴻開始鑽研新範疇,希望透過研究推動「開放政府」的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管治不力,社會更需要相關法例監察政府。十年之後,我希望能夠像之前的棕地和丁屋研究一樣,提出紮實證據和理論,提升公眾討論的層次。到時,才有機會實踐民主。」

這一次,黃肇鴻終於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留言
此系列之延伸閱讀
返回系列
世代之爭-我係XX後
熱門搜尋
袁國勇 出版自由 展覽 環保 食譜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20/04/2684-80-generation-brian-web-20200416155417-150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