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壞時代有最好的創作 導演黃修平:成為多一分堅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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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時代有最好的創作 導演黃修平:成為多一分堅持的理由

04.04.2021
周耀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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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咗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這句八年前的對白,依然言猶在耳。黃修平當年以《狂舞派》平地一聲雷,五百萬的小本製作,票房過千萬。

他也因着這套電影,被人tag上「追夢」 的hashtag,他卻笑稱:「我其實不太談夢想的,我不太知夢想是什麼。」其實電影劇本原本並沒有「夢想」二字,只是在配音時,監製建議在一句VO提及。從小就開始畫畫、創作的他,一路走來其實只是做着自己喜歡而擅長的事。他淡淡說道:「創作是我工作之一,要不是近年有着被打壓的社會氣候,我甚至不太自覺原來這所謂的追夢,可以如此艱難。」

《狂舞派》後走出一條路

黃修平的新戲《狂舞派3》,取景於觀塘工廈,這也是他自三歲就居住的地方,這兒滿載着愉快的童年與青葱回憶。雖然他在十多年前已搬遷,但這裏化身成為他日以繼夜的工作地點,由《狂舞派》起的三套長片,都是在此處理前期後期。訪問就相約在他租用的觀塘studio,他娓娓談起這些年如何慢慢摸索出前行的路……

拍電影不是黃修平的夢想,但他對從事創作是有要求及理想的。「拍攝《狂舞派》之前那段時間是辛苦的,掙扎在於未找到如何能走出一條路來。」讀fine arts出身的他,在從前的訪問提過最初拍攝電影時,很多時只依從自己的方法及感覺拍攝,製作的規模都十分小。直至二○○七年拍攝第一套商業長片《魔術男》時,開始覺得要更認真學習執行的方法。他憶述那段時間心靈是煎熬的,因為試了一段時間,發現好像想拍的,市場都不太受落,以致未能尋覓資金開戲。有時朝着市場角度想,但或許因着初衷不純粹,構思了不是自己完全認識或掌握到的故事,最後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自從《狂舞派》後,我走到一些路出來,做到自己喜歡做的,開始清楚自己想怎樣拍。」

他談起最初從沒想過以《狂舞派》講夢想,整套電影只在顏卓靈剛進大學跳完第一隻舞的VO出現了一次「夢想」二字。
他談起最初從沒想過以《狂舞派》講夢想,整套電影只在顏卓靈剛進大學跳完第一隻舞的VO出現了一次「夢想」二字。

拍攝《狂舞派》時,他很自覺知道不應說很多實際問題,只呈現很單純熱血的狀態,反映大學生暫時不用面對現實苦楚,追求自己想做的事的狀態。他說:「我覺得對我當時的創作路,或死氣沉沉的香港,我是自覺選擇較pure的閃光彈,閃下大家。」眾聲呼喚拍續集下,其實要再走一次《狂舞派》的成功路線不太難,但他不想複製這事。這類跳舞片並非香港的類型片,當時還起用全素人演出,有煥然一新感覺,他有感重複就有違了原本的精神。「創作最好的,是可以坦誠面對處境,把這矛盾坦誠呈現出來。因此,就說一班經歷完熱血的年輕人,在光芒退卻,他們要面對的是殘酷的世界。這艱難世界不會因為拍勵志片而改變,就說他們如何走前面的路。」

必然與人為的限制

續集訴說年輕人面對的困境,也因着黃修平心裏很清楚世界並非如此簡單。跟他談起創作路上的妥協,他直言覺得自己未曾妥協,拍攝成本及執行上的考慮,其實是找尋方法做到想做的事。「你physically身處在這世界,就要面對不同限制,問題是那些限制你甘心面對嗎?」這跟近年社會氛圍改變所帶來的限制截然不同,「現在的限制令我們如此難受,因那些限制我們不認同,都是人為的。」

早前杜琪峯在港台節目,鼓勵年輕人繼續拍所相信的,着大家可以用聰明的方法走下去,延續香港電影的生命力。黃修平指這也是過去香港賴以成功之道,「但問題是為何我們有些事,不能去到最核心,因為我們都在走着『世界仔』的路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雖然已浮現着不少問題,但城市還有着自由的空氣,可在灰色地帶游走。「現在見到每況愈下時,我也不無憂慮。」說的不止對於他個人的創作,他也為着年輕人的創作路擔憂。在大學任教的他,最近更聽聞有大學勸喻創作的同學,有些題材不要在final year project拍攝。他嘆息:「從前都不是這樣的,是會黯然的。」現在能走的路似乎收窄着,但他知道空擔心沒什麼用,能做的就只有繼續做下去。他緩緩說:「在當中找到另類的方法,仍然可以發光。」

到拍攝《哪一天我們會飛》時,他才對夢想有多點自覺反思,訴說香港不是給人追夢的地方。另外,他也藉這套電影發掘了游學修。
到拍攝《哪一天我們會飛》時,他才對夢想有多點自覺反思,訴說香港不是給人追夢的地方。另外,他也藉這套電影發掘了游學修。

新生代的創意讓人振奮

黃修平認為雖然有些事被打壓着,但亦要留意一些讓人振奮的事在誕生。他興奮地提起早前去看香港獨立電影節的「我哋真係好___鍾意香港」短片系列,「有句話說最壞時代最好創作,好鮮明地展現在那一連串短片內。從前長輩常說年輕人的創作很表面,但那些影片就是這些評價的反面。縱使各自有優缺點,但他們核心關心的,都是好重擊的一種痛。」近年社會的動盪為創作人帶來養分,憑藉《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獲金像獎的南韓導演奉俊昊,從前也參與過學運,擲過汽油彈。「文化發展不會是偶然,一定跟你過去所做的事,以及你的成長是千絲萬縷的。」

要評論新一代電影人的走向,他說還未看得清全局。早前,他擔任ifva影像媒體比賽評審,感覺青少年作品整體像是失色了,也較少回應時代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教授媒體創作的他,近來對學生拍攝方法的成熟,與自行連結不同年級及其他院校,形成龐大製作規模為之欣賞。「只要他們還可以拍,我覺得仍有希望。」再者,近來網絡生態的蓬勃,也讓他感到振奮。「《試當真》真的讓我超級讚嘆,是令人興奮的。」這一個由游學修等人成立的YouTube頻道,定期製作有關生活觀察、解說電影及戲仿電影片段等題材的影片,推出未夠半年已有近二十萬人訂閱。

《狂舞派3》中的rap,讓人注目。其歸屬的Hip Hop起源,有着不用高技術,就地取材而形成一道文化的創造力,黃修平也希望香港人可以受到Hip Hop 精神影響。
《狂舞派3》中的rap,讓人注目。其歸屬的Hip Hop起源,有着不用高技術,就地取材而形成一道文化的創造力,黃修平也希望香港人可以受到Hip Hop 精神影響。

香港電影仍有生命力

早前游學修與蕭若元兩代電影人對「香港電影已死」,在社交平台Clubhouse進行激烈爭辯。黃修平身為創作人,相比電影工業的發展,他更看重電影創意的發展。因着拍攝變得便利,這年頭想拍片的年輕人,其實比起八十年代港產片風光的歲月還要多。他以上年的劇本孵化計劃為例,有高達千多名參加者。「我記得在提交那天,我面書個個洗版說在趕deadline。有千多個人同時寫故仔,希望它變成電影。這些數字是否振奮?高先開戲院是否振奮?」

同時,還有不少深受歡迎的網絡影片平台誕生,黃修平認同這些不是電影,但也算是共存的近親,亦不失為年輕人的起步點。「還有動力和生命力在當中,你說死,這樣怎可能叫死?比從前更旺盛吧。如果說創意,如何叫電影已死呢?」

誠然,他知道要有市場支撐的重要,他覺得現在是卡在較奇怪的境況,市場的硬件像不行,不過創意的軟件很旺盛。雖然看似理想化,但他心底有着一個信念:「我比較信人民精神,心不死火不熄,硬件的東西應該怎樣也搞得掂吧。」他指最近的《一秒拳王》也是讓人高興的示範,一來讓人回到戲院看流行勵志電影,二來能收回成本。沒有進入內地市場,但因着選用馬來西亞籍華裔演員林明禎,有望推到東南亞。

《狂舞派3》最後的留白處理,他指可視為一個療傷及鍛練自己的過程。
《狂舞派3》最後的留白處理,他指可視為一個療傷及鍛練自己的過程。

做好自己就是在出一分力

問黃修平如何看香港電影的走向,他說:「我覺得香港電影的出路,是小本。如果要做大製作,一定要大陸資金,那麼有些事就不能做。我覺得創作最厲害,是黯然銷魂飯可以打低九大簋。事實這件事不是天馬行空,港產片也曾經是這樣,跟荷李活成本差得遠,但依然橫掃東南亞。」

從修讀藝術開始,他常覺得善用資源四両撥千斤,才是最高境界。他崇尚的電影大多不是高成本、大場面的。Vincent Gallo自編自導自演,還自己做音樂的《Buffalo ’66》,是他非常欣賞的作品。儘管低成本,然而出到來十分精采。他認為近年亞洲的小本製作亦很值得參考,例如泰國的《出貓特工隊》。記者談到不少得日本的《屍殺片場》,他回話:「Exactly,我一問學生有沒有看,大家馬上兩眼發光。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們再沒有藉口說沒資源就拍得不好。你看這戲運用創意,玩到這麼精采的東西出來。我覺得我們要發揮的,就是這種精神。」

他相信繼續去做好的東西出來,就是為這座城市出一分力。「現在香港什麼也死也沉,什麼都消失時,你做到一樣好的東西出來,已經是一件很鼓舞的事。」他舉例說若有人做了質素好的蛋糕或啤酒,標籤着Made in HK,已是身份增值。「每一件事都在battle中,在艱難時多間戲院,你也會覺得有多一分理由堅持。」

從前拍電影對於黃修平,只是一件他喜歡做又做得好的事,一路上專注做出讓人欣賞、肯定的作品,現在他會多想自己可為香港電影業或這地方能做什麼。
從前拍電影對於黃修平,只是一件他喜歡做又做得好的事,一路上專注做出讓人欣賞、肯定的作品,現在他會多想自己可為香港電影業或這地方能做什麼。

Profile
黃修平,電影導演、編劇。二〇〇四年拍攝第一部個人長片《當碧咸遇上奧雲》。二〇一四年,以《狂舞派》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其後推出《哪一天我們會飛》(2015)及《狂舞派3》(2020)。

周耀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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