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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珠專欄:自我隔離

09.04.2020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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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政府頒布的防疫規例,延伸至食肆的桌子和桌子之間的距離,以至在街上人們可以聚集在一起的人數,「隔離」此一詞語的意義便跟着疾病和世界的改變,崩裂然後重組。

語言的根部種植在生活裏,當生活失常,字詞的意義一直在重整,出現微妙的變化。

最初,我以為,為了防疫而進行的集體自我隔離,學校、公營部門和機構的停擺只是一種暫時的例外狀況。可是隨着這樣的狀況隨着傳染鏈不斷延長,所謂的隔離,並不只是每個人回到自己的洞穴裏,斷絕見面和連結,而是,在隔離的洞穴和洞穴之間,那個本來廣濶的公共空間,外面的世界,連繫着個人洞穴的通道,漸漸被橫蠻的權力接管。瘟疫蔓延的時候,人們感到自己的身體,那個包裹靈魂的軀殼,原來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存在。然而權力是一種意志,它本身沒有身體,卻可以動用不計其數的身體,而為權力服務的身體,卻比其他部門或其他人得到更多更精良的保護裝備。

在瘟疫時期的自我隔離,並不只是,在自己的洞穴裏,練習廚藝、進行適合狹窄居所的運動、陪伴家人或寵物,以至藉着電影、音樂或書回到深邃的內在世界,而是,透過洞穴的窗子,遙遙地看到,那些穿著權力裝備的身體,把在街上寄居而且無家可歸的人的家當狠狠地清理;把獨行的女子或男子捕捉押到私家車上去;或,闖進食肆裏查看每個食客的身份證。瘟疫時期的自我隔離,就像是一個人必須進行壞死組織切除手術,而被局部麻醉,期間,眼睜睜地看着醫生錯誤地在切割自己完好的腿,卻動彈不得無計可施。

瘟疫初期,染病的人數尚在受控的範圍內時,偶爾,我乘車到城巿的中心,跑到光顧多年的樓上獨立書店,問他們:「生意還好嗎?」負責人勉強地微笑:「靜了一點。」然後,我走到一所百貨式大型書店,那裏擠擁得像過農曆年。

傳染病蔓延的時候,城巿比處於抗爭的動盪時期,更像一個幽暗的森林,那是一種猛獸在進行掠奪的死寂氣味。最初,遭殃的是置身社會最底層的人,飄泊流離者、獨居的殘障者、清潔工、傭工、低薪的勞動基層,然後是,小本經營的店子、良心企業、自由工作者,接着,慢慢向食物鏈的上層延伸……

管治者以權力的巨手,規範身體和身體之間的距離,讓握有特權的身體,以自己的心意詮釋法律,然後拘禁、管制,甚至侵害無權者的身體。權力的巨手,也把洞穴和洞穴之間的無形距離拉得更遙遠,它要人們走進自己的孤獨裏,找不到任何互相支持的力量,最好承認個人是無助的,人往往在這樣的時候選擇順從。

瘟疫初期,我到樓下的茶餐廳吃早餐時,問老闆:「生意還好嗎?」他答:「這裏全是熟客,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實施食店防疫條例之前一天,我問他:「這裏要怎麼辦呢?」他無奈地笑說:「也沒有辦法。」

在穴居的時期,我還是會每隔幾天,藉着外出購買食物和日用品的機會,光顧城巿裏讓我產生情感連結的店子,不止因為店舖需要客人,也是為了一種沒有原由的相信—相信疾病或通過疾病的生的操控,並不會帶來末日,而是以一種恍如末日的方式,激發城巿或個人的內在自癒力。這甚至不是汰弱留強,因為疾病消滅壞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掉好細胞。我只是期望可以藉着集體的自我隔離時期,在洞穴裏把自己削得更尖,以便在隔離期完結後,可以穿破極權為了壓制而在每個人的洞穴之上所覆蓋的一層又一層的瓦礫。

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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