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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珠專欄:回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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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9.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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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T地的作家說:「如果要寫作,不要離開自己的土地。」

於是我不由自主地想,離開自己的土地,是一件怎樣的事?是鳥離開築了巢穴的樹、貓離開棲息的地區、蛇無法返回熟悉的洞穴,還是,寄居蟹失去了舊有的殼同時再也找不着新的、蝸牛在雨天被踩碎,或,龜被活生生地剝離自己的背部?

在《笑忘書》裏,米蘭昆德拉述說了兩個故事。在第一個故事裏,「我」跟成千上萬不甘壓迫,選擇反抗的捷克人一樣,在俄國人佔領國家後,紛紛失去了工作。沒有人有勇氣給他們工作,因為秘密警察監視的目光無處不在,一旦發現有人在幫助反抗者,救助人將會毀掉一生的前途。「我」在幾乎飢寒交迫的時候,得到一本雜誌的年輕編輯相助,讓「我」以隱姓埋名,另起筆名的方式,在雜誌內寫一個星相專欄。不久,這件事被揭發,年輕的編輯丟了工作,她再找到另一份工作,就在面試成功之後,她被告知不能受聘。

在另一個故事裏,塔米娜夫婦流亡後無法回到布拉格,即使他們能得到特赦並被邀請回去,可是,一切已不再一樣。當塔米娜的丈夫,工作被調換得愈來愈低級,終於被辭退後,朋友心裏雖然支持他,可是全都因為恐懼而無法替他說一句話,於是,朋友們的羞愧成為了他們之間的隔閡。丈夫的前同事為了保住工作,簽署了一份公開聲明譴責他。塔米娜為了讓弟弟高薪職位不受影響,不再跟他聯絡。這一切都是讓他們無法回國的鴻溝。

構成一片土地的最關鍵元素,是上面住着的那一羣人、關係、制度、信任、語言、說話和走路的速度、價值觀、處事的方法和規則……一堆難以名狀,而令人感到無比親切的事物。然而政權像暴風那樣,輕易便捲走建立多年的這一切。

米蘭昆德拉在44歲的時候,因為曾經批評俄國入侵布拉格的行為,被列入黑名單,開始流亡法國的後半生。在法國最初的15年,他一直以捷克語寫作,關於「布拉格之春」和在俄國人的統治下布拉格人的生活。他的身體移居了,但靈魂仍留在原居的土地之上。

經歷過兩次流亡國外的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說,他是個飽受記憶困擾的作家。他的《擁抱之書》,一篇又一篇像詩那樣的短文,拼貼出的卻是關於國族歷史的個人傷口。記憶是一種義務,卻也是令傷口無法順利癒合的刺激劑。此書在1989年出版,那時候,他已經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出生地烏拉圭,可是,他身體內某個重要的部份仍然活在過去的可怕的烏拉圭之中。「烏拉圭獨裁政府意圖讓每個人都孤立無助,希望每個人什麼都不是:在監獄裏,在軍營裏,在整個國家,交流是一種罪行。」他這樣寫,可是人們沒有放棄交流,無法說話,便用手語,無法見面,便敲打牆壁傳達訊息。土地會在人的身上留下疤痕,土地會不斷改變,可是傷痕難以消失,因為,那是回家的路徑。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年,我剛剛進入一所報館工作,在某篇報導裏,我寫下了關於高行健的譯者來港舉行講座的事。主任把報導刪掉,告訴我,不可以提及這些危險的名字。那時候的我感到憤憤不平,現在我才知道,當時太年少,無法明白,這是他回家的方式─有些人的身體最後回到自己的土地,有些人以思念或作品連繫着自己的土地,有些人則以缺席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土地,尤其是當他們成了一種別具意義的忌諱,國家不自覺地留給他們一張空的椅子。

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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