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夫婦自資開設教育中心 「我希望將來為孩子開一間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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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教育

印度夫婦自資開設教育中心 「我希望將來為孩子開一間幼稚園」

Manoj(左)和Geetanjali(右)為了讓非華語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自資創立教育中心。

 「教育局好像睡着了!」

為了搜集更多資料,記者曾經登上教育局網站,搜尋結果將我由一個連結帶去另一個連結再帶去另一個連結,一度令記者迷失於http之中。實在難以想像,一個英語能力有限的非華語家長,如何能夠在超連結之中找到所需資料。

「教育局的對頭人是學校,學校負責連繫家長,家長為什麼要使用教育局的網站?我在香港養大兩個子女,從未需要瀏覽教育局的網站。」Manoj說,他與太太Geetanjali一起創辦這所教育中心。

說到教育局的支援,一場新冠病毒疫情,充分暴露教育局多年來為人詬病的不足。停課不停學之後,學校紛紛轉用網上授課,可想而知,基層家庭一定會面對添置電子設備的困難、上網技術等問題。疫情爆發以來,中心一直保持開放,因為Manoj每一天都會接到學生或家長求助。

疫情下,社福機構也停止開放,最需要支援的基層非華語家庭反而求助無門。匯成教育中心堅持每天運作,「孩子的學習沒有因為停課而中斷,學校照樣派發功課和進行測驗。」Manoj說。
疫情下,社福機構也停止開放,最需要支援的基層非華語家庭反而求助無門。匯成教育中心堅持每天運作,「孩子的學習沒有因為停課而中斷,學校照樣派發功課和進行測驗。」Manoj說。

起初幾個月,教育中心突然轉型做IT支援中心,為學生解決登入程式的疑難,為學生印刷功課,甚至繼續批改作業。家長變身「速遞員」,代子女在中心交收功課。

「四個月之後,教育局好像突然睡醒了。」Manoj說,他收到教育局來信,表示早於2015/16學年,透過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向學校發放撥款,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實踐電子學習,學校有責任為學生提供相關器材。同時,政府與賽馬會、青協、小童群益會以及三間電訊商合作,推出「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讓學校申請上網數據卡,供基層學生免費使用兩個月。

「問題是,家長要如何使用這些數據卡?難道要在上班時間,留下手提電話給孩子在家上課嗎?」Manoj看來,即使政府願意大灑金錢,資源卻來得不夠及時,分配不夠準確。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政策,除了表面上的語言問題,還有與一般基層家庭一樣,因為社經地位而引發的各種問題。

Manoj(左)和Geetanjali(右)為了讓非華語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自資創立教育中心。
Manoj(左)和Geetanjali(右)為了讓非華語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自資創立教育中心。

老師不止是老師

少數族裔的家長,與香港一般基層家長一樣,從事藍領工作,工時相當長,往往因此缺乏時間照顧孩子。採訪期間,正值預備升中派位之時,不巧迎來第四波疫情,許多學校取消面試,改為要求學生提交影片,作答問題。

某天中午,Manoj收到一名父親來電,他的女兒當晚就要呈交一段短片面試,但是她其實不明白要做什麼。這位父親是夜更保安員,剛起牀就要為女兒張羅。他的太太在餐廳任職,下午三點就要離家,一直工作至深夜。他知道女兒會去中心上課,請求Manoj幫忙。

女孩來到中心之後,補習老師為她翻譯面試要求,這才發現她需要穿校服拍攝。來回又折返,小女孩那天在中心由下午兩點半待到七點半,在補習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兩條一分鐘的影片,分別是自我介紹,以及對網上學習的看法。

女孩起初還搞錯題目要求,以為是分別用中英語介紹自己。Manoj不解,為何學校老師未有跟進學生的升學狀況。「升中面試對學生的未來有重大影響,但是可能因為很簡單的溝通出錯,已經足以令他們失去機會。」

見面多次,有一句說話Manoj常常提起:”Teachers shouldn’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teachers, but educator.”老師與教育家有何分別?Manoj說,一個老師,課堂完結就跟你講拜拜;一個教育家,願意培育學生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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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tanjali自資設計和印刷四種語言的中文教材,還找了專人錄音。
Geetanjali自資設計和印刷四種語言的中文教材,還找了專人錄音。

家長總會將最好的留給孩子

「我們深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一九九九年,Manoj被派到香港的銀行工作,太太Geetanjali與他同行,在香港繼續進修服務業,二人開始在香港建立新生活。「印度有一個信念,教導人們貢獻居住地。我們在香港得到了很多,希望可以回報這片土地。」Geetanjali說。

為了解基層少數族裔的需要,二人真的走到街頭與他們逐一對話。「街頭訪問就是我們的市場調查。」Manoj笑說。當然,他們也有研究支援少數族裔的政策,沒多久就發現,基層家長面對同一問題──工時長,加上語言不通,家長非常擔心子女的學業。社福機構提供的免費輔導,通常一星期只有兩天。然而,問題天天都多,基層非華語學生最迫切的需要,是一星期五日的課後輔導班。

二話不說,Geetanjali與Manoj調動了手頭上的資金,再向銀行借貸,在油麻地租了一個地方,建立教育中心的雛型。第一個月只有八個學生報讀,兩個月之後收到三十個學生,兩年之後已經增加至八十個。「疫情之下,學校停課,社福機構停開,但是孩子仍然需要學習。過去一年,佐敦和深水埗兩間中心新增五十五個學生,現時共有二百四十五個學生。」Manoj說。

「這些家長一直關心孩子的教育,只是礙於經濟問題,加上沒有合適的服務,根本無從入手。」Geetanjali說。教育中心的收費雖然較一般補習社低廉,但是少數族裔家庭的子女較多,倍大計算之後,也是一筆可觀的開支。近月有社福機構在同區為少數族裔開辦免費功課輔導班,曾經吸引部分家長為孩子「轉學」。

不出一個月,學生紛紛回歸。原來免費輔導班是大班教學,一班有四十個學生,老師當作一般中文課,並非按孩子需要提供輔導。家長情願繼續交學費,也不想孩子浪費時間。「所有家長都一樣,總會在自己的能力範圍,為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Geetanjali說。

自製教材 開一間幼稚園

根據教育局發放的牌照規定,教育中心的學生人數有上限,佐敦的中心每天只能教授一百八十個學生,現已額滿,新生只能往長沙灣的中心上課。然而,限於居住地區,基層家庭未必能夠負擔跨區學習的開支和時間。「為了讓更多孩子入學,我們希望開一間幼稚園。」Manoj說。

過去六年的「辦學」經驗,Manoj與Geentanjali發現,幼兒期是掌握語言的最佳時機。單是唱歌和講故事,幼兒學生也能學會簡單的廣東話。

有一次參觀星期六的中文班,老師正在用電腦播放兒童故事。主角是一個胖國王,他在王后要求下做運動減肥。老師一邊講故事,一邊問及學生的日常生活,盡可能加深學生對故事的印象。學生看着短片,一下子就學會跑步、游泳、呼拉圈、爬樓梯等相關字詞。講完故事,老師又用認字法,教導「手」部首和「足」部首,如何組成各個動詞,如何用手拍球,用腳跑步。

Manoj與Geentanjali自資印刷中文教材,將常用中文詞語分門別類教學。教材翻譯成四種語言,分別是尼泊爾語、烏都語、英語和普通話。教材仍然是中文為主,發音用上粵語拼音,輔以翻譯協助學生理解字義。教材附有QR Code,學生可以用手提電話或電腦重複聆聽讀音。「就連家長都十分願意跟着教材學習,叫我們意想不到。」Geentanjali說。

一間夢想中的幼稚園,正逐步成真。Manoj與Geentanjali正在研究教育局的辦學要求,希望創辦一間政府資助的幼稚園。為了尋覓幼稚園用地,興建學校等,他們一直努力募捐。「這間幼稚園將會開放給所有孩子,不分語言或種族,都會在同一個課室學習。只要你住在該區,有需要學好中文,我們都無任歡迎。」Manoj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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