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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鄭政恆:《末代皇帝溥儀》 時代的革命

05.10.2020
鄭政恆

在大銀幕重看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九八七年的名作《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確實是百感交集。我已忘記了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是什麼時候,但印象中是在明珠台或者國際台看到吧。

說起已故大導演貝托魯奇,不得不感慨戰後意大利電影的光輝歲月,已經一去不返,可以說,貝托魯奇是那個美好時代的最後一顆明星,從此後繼無人。如果以戰後意大利電影比附一度盛極而衰的王朝,貝托魯奇本人就是The Last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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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托魯奇在《末代皇帝溥儀》拍攝前,策劃文學改編電影《血色收穫》(Red Harvest),卻一無所獲,反而《末代皇帝溥儀》為他吐氣揚眉,再奪事業高峰。

我最欣賞的貝托魯奇電影,還是一九七〇年的《同流者》(The Conformist)。二〇一一年的「說影再生花:影評人之選二〇一一」,我就選擇了《同流者》,並在場刊中寫下這句話:「Marcello的人生四階段也終於分明了—烙上陰影的童年、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Marcello是《同流者》男主角,奉命要暗殺自己的老師。)

《末代皇帝溥儀》也以相似的人生階段,建築起情節的主結構,而且兩部電影都以回憶探入主角的內心世界。電影開始時,溥儀以戴罪之身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一度嘗試自殺,而電影就回到一九〇八年,溥儀登基的前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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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三歲就成為宣統皇帝,少不更事,電影刻劃出童年的自我中心,未曾了解社羣秩序,他最依戀的人就是奶媽,奶媽被逐的一天,就是溥儀童年的終結,而他也了解到大清已亡,於是電影帶出了另一主旨:溥儀只是紫禁城的囚徒,也是身份的囚徒,這個身份在舊世界是至高的光榮,在新世界卻是一生的負累。

《末代皇帝溥儀》中的戰犯管理所所長,翻閱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而電影也來到另一階段,刻劃出溥儀的青年時期、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

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外面的世界積極求變,而溥儀也在變化成長,他跟隨蘇格蘭人莊士敦學習,嘗試了解世界,也與婉容、文繡結婚,這是溥儀的求變時代,隨着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溥儀先往日本使館,再赴天津,溥儀終於不再是紫禁城的囚徒,他已是一個成年人,更是作風西化、出入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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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三階段來了,溥儀成為日本人的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溥儀成為宣統皇帝時,還是年少無知,成年的溥儀成為滿洲國康德皇帝時,卻是希望把握機會,有意大展拳腳,但他想不到自己只是身份的囚徒,日本人的棋子,希望帶來絕望的打擊,溥儀再一次不能走出外面世界的大門。

最後的階段是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溥儀在共產主義世界已是不合時宜,關押勞改十年,溥儀避開人世,成為植物護理員,卻見證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貝托魯奇眼中的文革,是荒謬的歲月。溥儀重訪紫禁城,而文革後的故宮已是遊客的消費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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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的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的革命,一是辛亥革命,另一是文化大革命,從帝制來到軍閥時代,從戰亂來到毛澤東時代,貝托魯奇從人的成長角度,看溥儀的人生、社會潮流的變化,也預示了一個新時代。

一九八四年,香港影評人陳耀成在訪問記〈從《巴黎最後探戈》到《末代皇帝溥儀》—貝托魯奇一瞥〉中,記下了貝托魯奇的一句話:「我們生存在一個價值真空的時代。你明白嗎?唯有當一切的價值都湮滅時,消費主義、資本主義才可以肆無忌憚地出售任何事物⋯⋯。」

《末代皇帝溥儀》的尾聲,再一次令我想起這番說話。

作者簡介

鄭政恆,文化評論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三本。二〇一三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二〇一五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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