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護士長:支持罷工但不忍病人受苦  醫院只餘一周物資  「經歷過沙士,政府為何不能做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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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護士長:支持罷工但不忍病人受苦  醫院只餘一周物資  「經歷過沙士,政府為何不能做好一點?」

2003年,晚上十點,隔離病房。

病房內,醫護人員都穿上全副武裝,一式一樣的頭套口罩保護衣,誰也認不出誰,大家只能用黑色箱頭筆,在保護衣寫上姓名辨認。

泳汶(化名)小心翼翼脫下藍色保護衣,她終於完成了這一更的工作。然而,翌日要返早更,這一晚,她要在醫院留宿。

由頭到腳,洗乾淨每一絲頭髮,每一寸皮膚,泳汶才放心換上睡衣。坐在摺牀上,她環顧這間單人房,牆角堆疊着紙皮箱,大抵放了一些用不着的文儀用品。房間是由一間荒廢已久的辦公室改建而成,專門讓沙士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留宿使用,臨時得連百葉簾也未及安裝。

一個人一間房 孤軍作戰

燈光昏黃,殘舊的牆壁顯得更破落。整間房,只有摺牀是簇新的。

凝望窗外,漆黑之中是醫院一格格亮起的玻璃窗。永汶剛剛在晚間新聞得知,沙士的感染人數又再增加。她忍不住回想,今天穿上保護衣的時候,有跟足程序嗎?接觸完病人之後,是否每次都有洗手?有沒有不小心碰到自己的眼耳口鼻?會否一不留神,明天自己就成為新增個案?

泳汶答應過父母每天報平安,醫院也安排了視像電話。她想起,昨夜難得一家人一起吃飯。其實,她本來不想回家,一來壓力大,二來不知道自己是否潛在帶菌者,擔心感染家人。吃飯前,她將自己的飯餸分開一份,用即棄碗碟裝起,然後在飯廳的另一端吃飯。

「坐埋一枱」變成「坐埋一屋」。她對自己苦笑,又想起,不幸染病的同事,可能連「坐埋一屋」的機會也未必再有。

「到底我的將來是怎樣?」泳汶問自己。

每一次,都沒有答案。

即使穿上全副保護裝備,並不代表醫護真的安全。
即使穿上全副保護裝備,並不代表醫護真的安全。

沙士創傷 管理層禁戴口罩惹禍 

十七年前,泳汶才剛從護士學校畢業,加入公立醫院一年後,就遇上一場史無前例的疫症。沙士來襲之初,甚至沒有名字,醫院突然面對大增的呼吸科病人,管理層決定借調內科人手和病房。資深同事通常獲安排繼續留在原本的病房工作,確保運作正常,泳汶當時是內科病房的新同事,順理成章被借調至新病房。

後來,就像許多其他醫院一樣,內科普通病房出現一個隱形個案發病,結果感染了好幾個醫護人員。剛好泳汶工作的病房比較適合改裝成隔離病房,負責接收這批病人。泳汶又順理成章地,成為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

事後,處理隱形病人的病房收到大量傳真,批評病房經理管理失當。泳汶回想,當年的醫護人員對於感染控制的意識比較薄弱,工作時不會戴上口罩,除非要做手術。直至沙士爆發,加上醫療物資短缺,即使院方當時已經開始鼓勵同事戴口罩和手套,相關病房經理依然禁止普通病房同事戴口罩。隱形病人發病後,緊密接觸病人的前線醫護相繼染病,其中一個清潔姐姐更因此病逝。

染病醫護當中,有幾個是泳汶在護士學校的同學。康復之後幾年,見證對方經歷焦慮,皮膚轉差,因為用藥導致骨枯,康復後未有足夠體力應付前線工作,只能轉職門診。

醫護提升裝備  高層稱擔心引起恐慌 

十七年後的今日,泳汶已經是資深護士(俗稱護士長),她沒有想過,自己會在工作上再次面對另一場如此相似的疫症。

武漢肺炎來勢洶洶,部分確診個案原本已有氣管疾病,呼吸科再一次變成重災區。沙士隱形個案的教訓依然歷歷在目,呼吸科前線醫護不敢怠慢,與病人緊密接觸之前,已經自動自覺換上高一級的裝備,例如N95口罩和護目鏡。

前線醫護人員懂得提高警覺,本應是好事。然而,泳汶聽說該病房的同事抱怨,醫院的感染控制部門向呼吸科病房經理施壓,認為前線同事過度保護,擔心造成恐慌。

「相比沙士,目前只是資源緊張,還未出現短缺,為什麼醫院不能提供較好的裝備給前線同事?」泳汶作為資深護士,負責管理病房的資源,對於前線同事的擔憂十分理解。「現實就是,有隱形病人會先送入呼吸科;現實就是,有病人隱瞞自己的外遊記錄。」

面對感染控制部門的高層指手畫腳,呼吸科病房的同事一於少理。醫護染病,誰來治病?保護醫護的性命,也是保護病人的性命。

口罩恐慌 從民間到醫護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口罩、酒精搓手液,以至各種消毒清潔用品,都成為香港市民搶購目標。反觀台灣和澳門,兩地政府一早發出限購令,又禁止零售商抬價,公開口罩供應量,至少不用像香港市民般可憐,為求一個口罩,不惜冒着寒冷天氣通宵排隊。

醫管局一直對外宣稱有「三個月存量」的醫療用品,然而,這是指「一般使用」狀況下的存量。面對疫情,連普通病人在病房內也戴上口罩。泳汶說,她工作的醫院,目前只有一星期存量的醫療用品。

這些日子,一直有醫護人員表示物資要「慳住用」。即使特首林鄭月娥曾宣稱財政資源不是問題,現實情況就是前線物資緊張。泳汶管理的病房,曾經有同事監守自盜,用各種方法偷運一整盒口罩離開。以前病房的幾個角落都會擺放口罩,方便病人及家屬取用,現在已改為只在當眼處擺放口罩。

當市面的口罩被搶購一空,這種恐慌也會蔓延至醫護人員,他們的家人,也許就是那些排隊都買不到口罩的市民。

為了一個口罩,香港人要冒嚴寒天氣在街頭排隊。
為了一個口罩,香港人要冒嚴寒天氣在街頭排隊。

「大家已經不再信任政府」

「我是非常憤怒,香港經歷過沙士,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做多一點?」早於去年十二月底,武漢傳出有不明肺炎病例,泳汶已經有先見之明,為自己及家人購入兩個月存貨。眼看市民今日要搶口罩、搶糧食,社會一片慌亂,泳汶相當心痛。「大家已經不再信任政府。」

政府邀請的醫學專家團隊,已經分別公開要求政府封關,限制任何人士經由中國入境。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2月2)日提出,任何人如無必要,現時也不應進出關口。

「封關是最有效的防疫方法,政府遲遲不做,任由社區出現大爆發,醫護人員自然會認為政府未有考慮前線的生死。」一說起政府反應,溫柔的泳汶不免動氣,「派口罩又話做不到,封關又話歧視人,作為高官,偏偏說一些如此低級的說話,真是非常低層次,不負責任。」

她強調,所有同事都是專業醫護,有病人求醫一定會照顧,不管病人來自內地或外國,也不管病人是不是麻煩多多。「前線同事不甘心任由握有權力的高官胡亂擺佈。」

作為資深護士,泳汶需要管理病房,算得上是半個「管理層」。政府的反應慢幾拍,泳汶只能盡力保護自己病房的同事和病人。她會提醒同事做好防護措施,也會教導同事如何分辨高風險病人。「假如入院病人屬於高風險,只要病房有位,都會盡量安排他們先入房。」

做後勤支持前線罷工

政府遲遲不肯封關,醫護人員今日(2月3日)發起罷工行動,林鄭月娥曾如此回應:「醫護人員不應該用激進行為爭取訴求。」這句話,叫泳汶十分憤怒。「處理疫情是公共衛生問題,但是林鄭指責醫護罷工激進,是主動將民生和政治扯上關係,做法絕不正確。」她坦言,如果自己再年輕一點,或者不需要管理病房,她也會參與罷工。

泳汶透露,醫院的中央護理部算得上是權力核心,負責發放消息、分配人手,當中也有不少人支持罷工,只是礙於工作崗位的功能,罷工有難度。「如果因為罷工令病房需要支援,中央護理部的同事會代為幫忙,他們嘗試用這種方法支持其他同事罷工。」

泳汶也有加入工會,她表示會尊重和支持同事的行動。然而,作為中層人員,泳汶也深感罷工的兩難。她負責照顧的病人,大多缺乏自理能力。假如沒有醫護人員照顧梳洗或飲食,病人難以自救,能否獨自捱過一天也成問題。「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首日罷工會有3000人參與,假如政府日內未有回應五大訴求,罷工行動會升級至9000人參與。

今天是首日罷工,泳汶的病房已經有五分之一的同事響應,剩下人手只能夠為病人提供最基本的護理。「罷工行動顧全大局,是為了保存七百萬香港人的性命,我當然支持。但是眼見病人無辜受苦的話,我會更內疚。唯有自己在後勤支援,『派』其他同事罷工。」

醫護罷工,排隊簽到。
醫護罷工,排隊簽到。

資源不足   前線醫護不滿   非始於今日

「醫管局員工陣線」早於去年12月成立,算是在反送中運動背景下成立的工會,組織主張:「守護醫管局職員的政治權利及言論自由,反映員工在工作上遇到的不公平與困難,保障員工應有權利和待遇。」截至罷工前夕,已經有超過18,000名醫護人員加入。臉書專頁HA Secrets載滿醫護界苦水,可見前線對醫管局及政府的不滿並非在旦夕之間出現。

政府將公立醫療外判給醫管局,資源分配不公,給人肥上瘦下感覺,政府卻未有向醫管局高層問責。過去十年,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手增加三成一,但員工成本支出大增七成一,醫管局高層在四年內為自己加薪 26%。

過去十年,大白象基建工程紛至沓來,撥款動輒數百億以至千億港元計。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警方申領的逾時工作津貼高達九億五千萬。然而,港府每次遇上財赤,都會傾向削減醫療開支。單是2016年,政府內部推出削減資源的「0-1-1」計劃,就連醫管局也要削減0.5%經常撥款。現狀是,病牀不足,病房長期爆滿。2018年,醫管局轄下的醫院病牀數目為28,929張,比2003年沙士之前的29,539張還少。

至於護士和病人對比數字,國際標準是1:6,即是一個護士最多照顧六名病人。在美國,護病比一般是1:4,但在香港,護病比高達1:10甚至1:15。泳汶工作的病房,病人常滿,護士對病人只能提供工廠式護理。「有時見到病人身上多了一個損皮,其實都會心痛,但是也無奈,我知道同事已經盡力,實在應付不來。」隔着口罩訪問,我只看見泳汶的雙眼,每一次談及病人,她總是說到眼睛泛紅。

相比十多年前,泳汶認為護士工作量有增無減,例如現時要用電子系統派藥,需要多做幾個步驟確認藥名,配對正確病人。「護理質素其實十分影響病人的病情及康復進度,如果有足夠人手,醫護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病人身上,許多意外已經可以避免。」她感嘆。

口罩下的憂愁

訪問這天,泳汶難得放假,記者與她相約在咖啡室見面。記者先到,已脫下口罩,正在吃沙律。她後到,點了一杯伯爵茶。泳汶戴着白色口罩,左上角還印有一朵可愛的白雲。訪問期間,她一直沒有脫下口罩,也沒有打算泡茶。我本來不明白,後來才心領神會,快快手食完沙律,乾掉一杯咖啡。泳汶看見我預備戴上口罩,她才脫下自己那一個,將茶包放入已經開始冷掉的「熱」水。

每一次說起工作,說起護理病人,說到心痛之處,泳汶總是忍不住捲弄手中的茶包紙袋。重聽錄音,背景中的窸窣聲,也許最能代表前線醫護孤軍作戰的無奈。

難得放假也願意抽出兩小時訪問,泳汶只是希望,不會再有同僚因為抗疫而犧牲。「做得醫護這一行,我不會害怕,不會退縮。然而,如果因為政策失當,犧牲了不必要的生命,甚至出現社區爆發,我會覺得絕望。」

不管疫情將來怎樣發展,她希望,所有同事齊上齊落,一個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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