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昨日台灣,今日香港?
熱門文章

《返校》:昨日台灣,今日香港?

1260
03.10.2019
廖偉棠
optimized-%e9%9b%bb%e5%bd%b1%e3%80%8a%e8%bf%94%e6%a0%a1%e3%80%8b%e7%8e%8b%e6%b7%a8%e8%88%87%e5%82%85%e5%ad%9f%e6%9f%8f%e5%8a%87%e4%b8%ad%e6%9c%89%e7%a6%81%e5%bf%8c%e5%b8%ab%e7%94%9f%e6%88%80%e5%8a%87

反送中運動百日之際,在台灣看反思白色恐怖時代的新片《返校》,別有一番滋味。

電影的背景時間是1961年,和今天相隔五十八年,時間的距離不是問題,尤其當我看到故事後段,被警察監禁刑求的師生在獄中話別的一幕,我不禁想起了新屋嶺。

可以想像,黑暗無燈的新屋嶺拘留所裏,也有過無數這樣的浴血者相濡以沫、勸勉彼此活下去並且記住的場景。作為獄外的「自由人」,能不動容,能不自責?

可慶幸的是,香港的抗爭者並未出現「篤灰」─也即是《返校》的主題:告密。告密現象是所有白色恐怖時代裏最令人難以承受之重,因為它涉及的是人性本身的蕩然無存。

告密者往往就是被告密者最愛最信任的人,一旦獲知真相,被告密者會受到比刑求更痛苦的衝擊,乃至崩潰,文革中老舍等堅毅於自己信念的人的自殺就是因為如此。情感背叛,是捅向硬漢/烈女的最後一把刀子。

《返校》的告密者與被告密者,無意間形成了這樣的關係。電影自大熱遊戲的人物設定中提煉出來的故事,強化了人性的複雜,突出了命運的戲弄─但最終是極權的力量使命運的隨意變成必然。

以為自己與政治無關的女高中生方芮欣,暗戀進步老師張明暉,因為誤會而嫉妒另一進步老師殷翠涵,率然舉報後者,卻導致兩位老師以及他們暗中主持的自由讀書會幾乎全部覆滅。方芮欣因而懊悔不已,成為在自己釀造的地獄/漂流教室裏無法逃離的怨靈。

特別的是,電影從轉型正義的角度嘗試超越歷史,直接去質問極端時代中的人性問題。其實也是罪與犧牲的問題,讀書會被鎮壓的師生在白色恐怖中是「有罪」的,但他們在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上不但無罪,還是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一般的犧牲英雄。相反,告密者卻承擔更大的罪,即使以死謝罪也不得解脫。

劇照由「影一製作所」提供
劇照由「影一製作所」提供

《返校》難得的是,讓受難者寬恕告密者,指出錯不只在個人而更在「專制國家」這個怪物,然後讓方芮欣在噩夢中拯救倖存者魏仲廷,得以完成自我贖罪。

不過這樣說的話,未免弱化了「平庸之惡」對極權之惡的參與度。其實導演有意識到這一點:為何惡魔「鬼差」的臉是鏡面?因為誰凝視它,誰的臉就會代入其中,成為與惡魔交易的人─也即是人人都可以是平庸之惡的參與者。那麼,像電影表現的─當它破碎,平庸者就無罪了嗎?我不覺得會那麼輕易。

那麼讓我們回到香港的當下。「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電影裏殷老師的幽靈質問告密者的這句話,當然也是導演質問台灣那些意圖以淡忘來迴避追責的人的。其實這句話很可以問問那些「藍絲好人」,他們對制度暴力、警權暴力的視而不見,對示威者乃至市民受到的濫捕打殺視為謠言,還不是一樣的害怕─害怕想起來發現,自己也是加害人。

這些天,台灣常常聽到的說法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以警惕台灣人珍惜自由。但《返校》電影也未嘗不在告訴我們:今日香港恰恰有倒退成為昨日台灣的危險─不只是來自北方的龐大壓力,更在於由某些「香港人」鼓勵的篤灰、告密、舉報風氣,後者將真正吞噬一個城市最美好的品質:人性。香港人看《返校》,不妨想想,我們與這種惡的距離還有多遠?

作者簡介

廖偉棠,香港作家,現旅居台灣,著有影評集《異托邦指南》和《影的告白》,及詩集文集若干。

廖偉棠
延伸閱讀
熱門搜尋
袁國勇 出版自由 展覽 環保 食譜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19/10/optimized--150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