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最後一夜】《蘋果》的最後時光 港聞攝記夏家朗:但願香港命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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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最後一夜】《蘋果》的最後時光 港聞攝記夏家朗:但願香港命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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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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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傾盆大雨剛下完,平日這時候家中一個人都沒有,夏家朗與室友平日都會外出工作,到各個新聞地點拍攝或錄製短片紀錄當天新聞大事。但這一天,他們都在家中待着,拍攝用的器具亦被擱在一角,他們的手機彈出一條條短訊與新聞提醒,內容都是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已印行廿六年的《蘋果日報》將於這天午夜即時停止運作,明天的《蘋果日報》將是其最後一份報紙。

《蘋果日報》的時代真正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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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朗讀到新聞不禁沉吟。他和一眾同業與市民一樣,都以為周六才是傳說中《蘋果》的最後一天,他一直以為自己還有幾天的攝影記者生涯,還有幾天能以《蘋果日報》員工的身份繼續工作,仁任誰也想不到,城中惡耗來得比什麼都快。在近月的低氣壓下《蘋果日報》經連月搜查、高層被捕,資金凍結終無以為繼。

香港人無法想像原來一份讀了廿六年的報紙也會有消失的一天,而且消失得如此悲哀,殘忍,鐵實而無奈,使夏家朗有種感覺,如同正義已經離席。

廿八歲的一年,他像許多香港人一樣,被捲了入這場時代的旋渦中,成為失業大軍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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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首日上班撞正黎智英被擲豬雜

七年前,拯救他逃離無業苦海的,卻還是《蘋果日報》。

「我做過幾份日報,最後轉到新辦的《晨報》,後來《晨報》停辦,失業了數個月,當時有《蘋果》的行家問我要不要過去幫忙,作為一個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識的黃毛小子當然首肯答應。」夏家朗回憶道。他加入《蘋果》後,發現其攝記工作量較其他傳媒公司大,《蘋果》獨創「動新聞」,成為香港短片新聞報道的龍頭,公司看重短片拍攝,於是攝記需要兼拍兼錄。第一天上班他就被派往拍攝黎智英被扔豬雜的新聞,那天他第一次一手拿相機,一手拿錄影機,滿腦子疑問,「我覺得:『吓,咁點呀,我應該做乜好?』,結果潛意識開機就頂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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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他也沒想到,自己會在《蘋果》一做就做了七年。從二十二歲一直到七年後的今年,生命中似乎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夏家朗都離不了那個沉甸甸的背囊,無論風吹雨大,他都提着大機,走在香港各地跑新聞。這段日子,他做過沉悶重覆的法庭新聞,亦做過發揮空間較大的圖輯攝影;在嚴冬到四川拍攝築於高海拔上的天梯;在菲律賓轉報當地警察與毒販街頭駁火的現場,看屍體,子彈與血就這樣都躺在貧民窟的一條窄巷中。「我也試過在香港做囤地或非法改建的新聞時,與記者剛放了航拍上天,村口已經有兩部車在等你;又有一次到中國報道地下教會,約了一個在中國傳教的地下牧師進行採訪,但訪問當天對方臨時失約,說穿了煲,做不成訪問,要緊急逃至其他省份,我和記者最後決定隨他轉其他地方訪問。但一到機場,剛落地就已經有三十幾個國安尾隨我們,他們什麼都不做,就只是在後頭跟,不管我們繞去廁所,去買飯,他們都一直在身後,直至我們終在櫃台買機票時,終於有人跳出來說因為我們在中國境內非法採訪,要我們馬上買機票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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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夏家朗說改變他人生觀的不完全是《蘋果》的工作,而是這幾年的香港政府,這七年叫他最難忘與感到衝擊的新聞畫面,並不是異國的血腥現場,或採訪時遇到的國安人員,而是兩年前社會運動中那些真摯多情的香港人。他雖同作香港人,卻只可站在最熟悉的街頭,學習壓下心頭的情緒,以記者凝視的狀態周詳眼前陌生的城市。

廣受網民巴打注意 夏家朗好重口味?

在網上搜尋夏家朗的名字,最初映入眼簾的都是沙灘女郎的照片,少女穿着性感火辣的比堅尼在海邊玩水成為了他的代表作。夏家朗的圖片搜索結果中最先兩個關鍵詞是「海灘」與「葉劉」,亦有網民以「夏家朗」為題開帖討論:「夏家朗今天去了沙灘拍女女」,「覺唔覺蘋果記者夏家朗好重口味」,帖中不少網民回覆讚嘆他拍攝的夏日美人圖,並戲指《蘋果日報》應加夏家朗人工。對此他覺得好笑又無奈,坦言自己沒有特別鍾情或擅長某個新聞題材,只要上司派他去,他就盡力拍攝——不過承蒙網民錯愛,這七年《蘋果》的確加過他不少人工,他亦認同《蘋果》比起行內其他公司,對待員工更為大方,除了年年有花紅告雙糧外,記者外遊工作時公司總是先批錢,後補單,從不用員工自掏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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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攝影部的資源也較別的媒體多,我們未必有最新的器材,但如有大新聞,需要出動更多人手和資源,公司總是二話不說就批給我們。平日如果相機壞了,攝記亦無需刻意回公司換機,只需打電話回去,公司就會派出專車把新機車至你家樓下交機給你——公司從不慳錢,也不大花筒,一心一意用在做新聞上。」他嘆道。

一早預知的結果 仍望香港將與蘋果結局不一樣

早在六月前,其實《蘋果》即將結業的消息其實已經傳遍行內,行內無人不知《蘋果》時日無多,亦有不少行家猜想《蘋果》過不了七一回歸,然而還有不少人希望這一切只是流言。

在蘋果樹倒之前,他和同事曾圍起來聊將來,言明若有顧忌應盡早交信離職,但夏家朗自言沒有負擔,他想做到《蘋果》結業的最後一天。隨後公司接連被搜,高層被捕,《蘋果》上下知道大限已至,有記者發短訊給夏家朗,字字流露離情別恨,當中情義令他讀着無法不流淚。連平日雄糾糾的攝影部,也有同事為部門上下訂造木造的杯墊,上面刻了「祝你在亂流下平安」,旁邊還刻上各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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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常說:最壞的時代尤其需要記者。但現在連記者都做不下去了。《蘋果》消失後,我相信再沒有媒體敢寫敏感的報導,這將會是比最壞的時代更壞的一個時代。想想,當香港人連最重要的新聞資訊也沒有時,到底我們還有什麼?」

這個下午,他有說不出的憂愁,時代如此,行頭狹窄,他自知做一世的攝影記者不易,卻沒想過只能留在《蘋果》七年之短,直到今天,這一分,這一秒,他說自己還是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蘋果日報》的最後一刻。香港的最後一刻。

「我希望香港的命運會和《蘋果》不同,希望我們的香港不會是這樣的終局。」夏家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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