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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專欄:謊言的代價

16.08.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五月上畫的HBO歷史劇Chernobyl的主題是”What is the cost of lies?”。顧名思義,劇集的要旨就是揭露一九八六年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的真相。但是,作為商業電視劇而非探討性的紀錄片,虛構劇情和娛樂性亦必不可少。單以電視劇論,一連五集的Chernobyl相當可觀─演員出色、劇力緊湊、氣氛逼人、前蘇聯時代的場景重構有說服力、資料搜集和細節處理十分用心。對於核事故導致的恐怖情景,影片盡量克制,沒有刻意煽情。當然,難免會出現一些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

Chernobyl的主線是追尋真相、重現真相,所以在劇情的部分傾向知性,不乏借人物之口介紹基礎核能知識。主角是負責處理輻射洩漏和擴散問題的核能科學家Valery Legasov和統籌救災行動的內閣處理主席Boria Shcherbina,另外還有私自加入調查的女科學家Ulana Khomyuk。劇集從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反應堆爆炸開始,逐步叙述應變和救災過程。由附近城鎮的消防隊率先到達,到管理層試圖淡化事故嚴重性和封鎖消息,然後到莫斯科直接派員到場了解,並證實一場前所未有的核災難的發生,劇情在頭兩集已經推向高潮。

在爆炸造成的火災撲滅後,更可怕的輻射洩漏、潛在的再爆炸危機和地下水污染問題便接連展開。連串的難題除了考驗科學家的應對,也導致了很多人的犧牲。當時最先進的機器人,也因為承受不住高輻射量而立即壞掉。為了保障大半個歐洲的安全,唯有動用所謂的「生物機器人」,也即是人類。於是,工人冒死進入核電廠打開水閘。數以千計的清理人員,承受每人最多九十秒的輻射量,輪流把散佈在屋頂的石墨,用鏟子拋回反應堆裏去。另外還有負責挖掘地道的礦工、負責疏散的人員、負責測量的人員、負責把周邊的土地表層挖起重鋪的人員,以及在核電廠外圍加建混凝土保護殼的人員等等。整個現代史上最浩大的工程所動員的人數,據稱達五六十萬。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報告,事故的即時死者有五十六人,因核感染而死於癌症的有約四千人。根據其他的報告,估計健康受長遠影響而死亡的人數,由九萬人到二十萬人不等。

電視劇呈現了當時的一項特別任務。青年工人Pavel被徵召到現場,加入狩獵小隊,專責把禁區範圍內的動物射殺,以免牠們把輻射帶到禁區以外。這些動物大部分是居民的家犬和家貓,因為被禁止帶走而遺留下來。牠們看見人類出現,都滿心歡喜地跑出來,想不到結果是遭到射殺。連槍也未拿過的年輕小子,在曾經參與阿富汗戰爭的大兵哥的帶領下,進行殘酷的殺戮任務,並在親手射殺無辜的小動物之後流下淚來。大兵哥的命令是,如果第一槍只把動物打傷,立即補上第二槍。Don’t let the animals suffer.一場核災難充滿着我們難以想像的細節。

導演和編劇在事前參考了白俄羅絲紀實文學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車諾比的悲鳴》,採用了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為影片加入了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的面向。最打動人心的,是第一批進入現場的消防員之一Vasily Ignatenko和他的妻子Lyudmilla的故事。Vasily身受重傷被送往莫斯科醫院,妻子排除萬難跟隨在旁,看着丈夫的身體急劇惡化變形,但卻依然不離不棄。早已懷有身孕的Lyudmilla在丈夫死後的冬天誕下女兒,但嬰兒因輻射感染在幾小時內去世。如此悲慘的故事,影片的呈現恰如其分,沒有過度渲染。

亞歷塞維奇在一個訪問中表示,她對電視劇感到滿意,認為它展現出新的角度。至於有人認為劇中鍥而不捨追尋真相的女科學家是以她為原型,她卻不置可否,只是說加入女性的角度是一個很好的構思。最後一集處理的是真相的重組。在官方對涉事管理人員的審訊中,領導救災的核科學家Legasov痛陳玩忽職守者的責任,但最終卻把矛頭指向核電廠的設計失誤,導致無法在緊急狀況下關閉反應堆,反而引起爆炸。要知道在蘇聯共產主義體制內,指責國家犯錯是嚴重罪行。Legasov便因為說出真相,而被當局由英雄打為反動分子,撤除所有職務,但因為他是國際知名科學家而不便處以更高的刑罰。兩年後,Legasov在留下錄音證辭之後自殺。據電視劇所說,他的錄音在國內科學界廣為流傳,政府終於在真相面前屈服,徹底修正所有核電廠的設計錯誤。

Chernobyl播出後在美國口碑極佳,但俄國和一些東歐國家的評論人和觀眾卻發出不少質疑。挑剔影片在美術指導上(例如房屋窗框之類)不夠寫實還是其次,有人還認為在劇情上的頗多虛構有違事實。比如說,有人質疑在結尾的大審判中,科學家公開指證領導層的失誤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亦有人不滿影片延續把共產黨領導統統描繪成壞蛋這種陳腔濫調,對「說謊」的當局大肆抹黑,為的只是彰顯所謂的西方價值。這些當然是親身經歷過蘇聯時代的人們和西方觀察者之間的落差。

如何在虛構創作中(縱使是歷史劇)尊重真實,繼續會是爭議性的問題。而不同的觀點或眼光,會產生不同的真實,也是無法迴避的事情。至於紀實作品只能在事後介入,作出後見之明的呈現,也指出了叙述形式(特別是電影或長篇小說)與現實的關係,永遠有一段時間的落差。也許,時間會令我們看得更清楚,但要等待事情的雜質慢慢沉澱,我們需要的是無比的耐性,和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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