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文文學的火光 英培安的邊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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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文文學的火光 英培安的邊陲寫作

英培安於1947年生於新加坡,活躍於當地華文文學界,也為香港文學讀者熟悉。

編按:新加坡華文作家英培安昨日離世。本刊曾於2015年訪問過他。他曾在香港旅居,與上一代文學人十分熟稔。

英培安於1947年生於新加坡,活躍於當地華文文學界,也為香港文學讀者熟悉。
英培安於1947年生於新加坡,活躍於當地華文文學界,也為香港文學讀者熟悉。

草根書室創辦人是作家英培安,他是少有為香港讀者認識的新加坡文學作家。一開口,是純正流利的廣東話。他說,已經很少講了。家中剛好有師傅來修廚房水管,他跟人家聊起,就問他從哪裏來。對那一代人,還是有祖籍的概念。

最後的方言

「電視台已沒有方言好多年了。」他的新作品中有六分一到七分一是廣東話的。叙述用華語,但其中的老人家,辦粵劇等,講說話都用廣東話。三十年代很多人來新加坡做粵劇,馬師曾也在此住過,梁醒波從前就是新加坡的老倌。

他說書中沒說這些,不過今天或許很多人都不知道了,看見我們就提一提。「未禁(方言)前電視是廣東話的,所以我才可以說得這樣流利。看《網中人》、《變色龍》等香港電視劇,八十年代還是有的。」他曾任新加坡麗的呼聲粵劇組編劇,新加坡麗的呼聲有英語、粵語等不同方言的節目,不少從香港帶過去。

英培安在新加坡獲獎無數
英培安在新加坡獲獎無數

激越的七十年代

英培安形容七十年代的自己是激進的,寫批評政府的文章不少,「七十年代開辦草根,之前開過一間叫前衛,賣了給也喜歡做書店的人,但不到兩年就又賣了。」英培安後來開辦草根書店,書店出入人多,當中有地下組織的。「突然一晚拘捕了五十多人,把我也關進去了。」在幾十來呎的牢房中,一張木牀,關了四個月,當時是1978年。「我人較孤僻,從來沒有參加任何團體,獨來獨往的。」

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證據,三十日後,一名警官跟他說:「今天出去了。」就換了衫,上了車,他心想:「怎麼這麼簡單就出去了?」原來根據當時內安法,三十日內找不到證據就要放人,所以當天要放他。車子到門口掉轉頭,警官說:「但我們上頭不想放你,所以我們根據內安法release and rearrest。」 如是者幾次後找不到證據還是放了。「那些定了罪的簽了悔過書,放出來後會替他們找工作。我放出來後什麼都沒有說,反而找不到工作了。」被政府拘留幾個月,本來麗的呼聲要請他寫處境喜劇,但電視台是政府的,結果批不下來,就沒有工作了。《南洋商報》的老闆賞識,邀請他寫專欄,才做起半職作家。

草根書室由新加坡一代作家英培安創立,老顧客接手轉型,不時舉辦文藝活動和展覽。
草根書室由新加坡一代作家英培安創立,老顧客接手轉型,不時舉辦文藝活動和展覽。

南洋的騷動

這樣的經歷,觸發他書寫2000年出版的小說《騷動》:「新加坡五十年代發生過很重要的學生運動,像你們的雨傘運動。當時我不過是小學生,後來寫現代詩接觸的是自由民主的思想。」

五六十年代,戰後的英殖民政府為遏止馬共勢力,針對華民學校更改校制,引發一波又一波罷校學潮。不需公開審訊的國安法也在當時訂立,但那是仍可以公開示威的年代。「我訪問了一些當時中學生,有參加過這陣學潮的人,現在都比我老,已七十多歲,但現在還是有恐懼。我覺得那段歷史好重要,以此為背景,但我站在客觀的角度創作。」

作品《騷動》曾獲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學生運動,更諷刺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所面對的極權政府。
作品《騷動》曾獲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學生運動,更諷刺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所面對的極權政府。

乾枯的日子

八十年代為逃避政治打壓,英培安旅居香港,一度羨慕香港的二樓書店,回新加坡後他在三樓重開草根書室:「當時我想不用怕,早上可寫專欄,傳真了過去香港,中午一時多才開店。還有《明報》小說版,本來開了一欄,但經營書店實在分身不暇,就推掉了。編輯很生氣,我後來也覺得好可惜。」

草根出版中文書,他以家中為地址。他剛搬了家,但從前出版的書本都包起來放在一角,「那些書是替人家出的,他們也許有一天要找起來。 」 草根出版的第三本詩集《日常生活》,其中1974年寫的《哀傷的兒歌》正值民辦中文報紙一家一家要關閉,後來都歸政府管理。「《南洋商報》關門時,《星洲日報》應該反對。但他們只覺得少一個對手。後來把《星洲》跟《南洋》合併成《聯合早報》,再變成《聯合晚報》,到今天的《聯合報》是政府的,最高層是退休部長。」

英培安出版文藝雜誌《茶座》時不過二十多歲
英培安出版文藝雜誌《茶座》時不過二十多歲

失落的華文

國家藝術理事會成立後,他第一本申請資助出版的劇作《愛情故事》內容涉及同性戀題材。最後資助遭拒,大概是規範化的信件說是因為作品水平不夠。同年,他卻獲得新加坡最高榮譽的文化獎。後來他的作品盡量在台灣出版,當地接受了才回到新加坡出。「香港現在倒是很少人願意出版文學,更何況是外地人的作品。」

談到中文文學在新加坡的狀況,他並不樂觀。「新加坡自從八十年代起教育開始制度改變,唯一一所華文大學關閉。現在雙語教育以英語為主,新一代即使會講華語,但興趣是英文。因為華文由小學開始只要求及格,但水平可以很低。現在更未必要及格都可升大學,所以要求其實是更低了。」一直以來新加坡看書的人不多,讀華文文學的更少,草根一直經營不易。英培安本打算關門了事,有幾位老顧客不捨,頂讓下來。「賣給了他們,我收了夠還數的錢就好了,經營中文書店不易。他們現在裝修得很美,像小誠品,只是草根的合夥感覺跟從前不一樣,也離開了。」英培安說。

《日常生活》是英培安第三本詩集。第一首詩《哀傷的兒歌》,寫於1974年, 對當時報業情況感嘆。
《日常生活》是英培安第三本詩集。第一首詩《哀傷的兒歌》,寫於1974年, 對當時報業情況感嘆。

孤寂與執着

訪問前沒多久,英培安的癌症復發。他不便外出,但也欣然接受了訪問。見面時他看起來精神爽利,講話方式比一般在新加坡遇上的人都要剛正硬朗。

養病期間同時埋首長篇小說,新作《畫室》書寫藝術家對藝術的執着,以及生命垂危的孤寂。有說年輕導演準備要改編此作拍成電影。他自己則對文藝圈的發展沒有刻意關注,但這次談話間對新加坡甚至香港的社會動態仍清楚關注。一路走來都是艱難的路,英培安在談笑間輕輕帶過,最嚴峻的日子,還是沒有令他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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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也像
每一個大人們
熱心地, 要在早上細讀新聞
你才驚覺
最後一份報紙
多年以前
已經死了。
於是你真正懂得哭了
而你只能
張着你乾枯的
乾枯的眼睛笑。
英培安,《哀傷的兒歌》節錄, 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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