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有情感的話】蔡梓蘊和她的「細佬妹」 義務律師與被捕者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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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時代

【如果,法律有情感的話】蔡梓蘊和她的「細佬妹」 義務律師與被捕者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這年代,稱呼別有其他意思,譬如「細佬」其實不是「細佬」,「家姐」不是「家姐」,「手足」不是親生的兄弟姊妹,等等。義務律師與當事人,雖無血緣,但親近得有如家人。

蔡梓蘊手中的鴨舌帽,是「細佬妹」送給她。
蔡梓蘊手中的鴨舌帽,是「細佬妹」送給她。

「喂,家姐?我係『細佬』呀。」一個年輕的被捕者怯怯地說。

這個來電,義務律師蔡梓蘊已經等了六個小時,她快人快語:「我知,你喺邊?」「我喺紅磡差館。」「我都係。」「我要落口供了。」「同警察講,等半個鐘,我喺差館的另一間房,幫埋另一個手足即刻嚟搵你。」

放下電話,蔡梓蘊鬆了半口氣,至少她知道「細佬」的位置。

半小時後,警察帶着蔡梓蘊來到會面室。「我要單獨與事主傾談。」她說。房門一關上,她急不及待卸下專業的「盔甲」。「你點呀?」她問。「細佬」說不上話,只能哭。緊張多時,終於見到一個可信的人,可以收起裝出來的堅強。「放心,家姐喺度,冇事㗎喇。」蔡梓蘊步近,擁抱他。

律師其實有幾多個『細佬』?

一段時間之後,政府放寬限聚令的這一天,幾個當事人相約他們的義務律師蔡梓蘊吃飯,說起「細佬」當日的情形。

「場面是否相當感人?但是細佬全身都是殘餘的胡椒噴霧,一攬完我們就咳個不停。」說罷,眾人大笑。蔡梓蘊拿「細佬」開玩笑,「其實我不止你一個細佬,你為何覺得我會知道你是誰?」

脫下套裝,換上便服,蔡梓蘊與「細佬妹」常常摸着酒杯底談心。
脫下套裝,換上便服,蔡梓蘊與「細佬妹」常常摸着酒杯底談心。

「你平時都是叫我細佬,我擔心當時講全名你反而不知道。」他說:「其實,直到真的要打電話那一刻,我才記得起你的電話號碼。」

「我記得㗎!」四眼小子搶着說,但眾人隨即一陣搶白:「你算啦,不是家姐有突擊測驗,你會記得?記八個數字都記了差不多一個月!」

一桌八人,大部分都因為一次遊行而認識。阿基年紀最大,被稱為「大佬」,蔡梓蘊加入之後,便是「家姐」,其他人自然是「細佬妹」。沒有血緣關係,但以血緣的稱呼相認。

什麼是「自己人」的感覺?

反修例運動在去年夏天急速升溫,蔡梓蘊與師傅陳惠源多次舉辦法律講座,教導市民認識被捕後的應有權利,以及如何保護個人資料。阿基邀請眾人一起參加,覺得有備無患,萬萬沒想到自己很快被捕。

出事那天,了解完阿基的案情後,蔡梓蘊建議他拒絕保釋(俗稱「踢保」),羈留四十八小時之後即重獲自由。蔡梓蘊陪他離開警署,去電訊店開一張電話卡,還未辦妥手續,「細佬妹」已經衝入店內。「搞什麼啊你,被人拘捕!」「哭了一整晚嗎?擔心死我……」「我還以為你要多等一晚!」幾個年輕人一下子就抱住阿基。蔡梓蘊在旁笑看,聯想起「戰友」這個詞語。

義務律師與被捕者的關係,通常都會隨着案件完結。然而,蔡梓蘊和她的「細佬妹」不一樣。她會定期去特定食店舉行法律講座,「細佬妹」會在店內做義工。講座結束之後,大家一起吃宵夜、喝酒、聊天。

八月中之後好幾次遊行,申請人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作為律師,蔡梓蘊只能退居後方,準備一旦有人被捕,她馬上支援。每一次外出,「細佬妹」都會跟她報平安。即使知道他們只是在現場出現,但她依然會一邊看傳媒直播,一邊擔心得胃痛。

「『細佬妹』令我體會到自己人的感覺。」她說。

四十八小時為何堅持見三次面?

過去大半年,蔡梓蘊接觸過的被捕者,不少都由「客人」變成朋友。蔡梓蘊並不屬於各大律師團隊,她的當事人主要來自法律講座。每一次有拘捕行動,她到達警署後,才會按情況再接其他律師團隊的個案。民間的律師團隊採用輪更制,被捕者在四十八小時內可能會由三個不同律師支援,此舉勝在有效率,可以給更多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蔡梓蘊最多只跟進十個客人,因為每個當事人,她會跟足四十八小時。「有些被捕者未必直接認識我,但是一聽到是朋友介紹的,就會對我百分百信任。」

精緻的手袋,掛上小巴站牌造型的「時代革命」鎖匙扣,伴隨蔡梓蘊出入警署和法庭。
精緻的手袋,掛上小巴站牌造型的「時代革命」鎖匙扣,伴隨蔡梓蘊出入警署和法庭。

在羈留室的四十八小時,除執法人員,被捕者很多時唯一能接觸的就是律師。在可行情況下,蔡梓蘊每隔大約十小時就會安排一次法律探訪,確保當事人的法律權益。

第一次見面,被捕者通常坐得筆直,顯得小心翼翼。蔡梓蘊會先向當事人解釋法律權益,如何應付警察的提問,以及觀察事主有否受到侵害。確保當事人的法律保障,有助他們「定驚」,然後再詢問當事人是否授權她回應有關家人的詢問。

第二次見面,當事人得悉家人知道其情況後,至少會放下心頭大石。然後,蔡梓蘊會跟進當事人被羈留時有否遭受不公平對待,尤其是能否保持不作口供的權利,以及了解當事人的保釋是否可行。

第三次見面,蔡梓蘊通常會講解當事人可能被帶上法庭的情況,或是因應當事人在拘禁期間遭受不公對待而向警方投訴。此時,當事人往往已經把她視為朋友,討論法律指示之餘,有時還會跟她呻一句「入面好悶」。

為了安排見面,蔡梓蘊已經花了大半日,每一次「四十八」,許多時都是一日一餐。可是,蔡梓蘊一點也不介意自己多走幾趟。「我只是將心比己,在這樣的處境,總希望有人可以陪着度過四十八小時。」如果不用上庭或開會,她還會去警署或醫院,等待當事人完成「四十八小時」離開。「親眼見到他們安全,我才放心收工。」她說。

「四十八小時」只是一個開始,獲准保釋的被捕者,之後要定期去警署報到、續保,或者申請踢保。只要時間許可,蔡梓蘊都盡可能陪同,因為很多法律權益,年輕人未必知道。有一次,當事人要「踢保」,得到的回應是「冇得踢保」,不在現場的蔡梓蘊只好透過電話遙距「發功」,一步一步教導客人如何要求「拒絕保釋」。年輕人說出「拒絕保釋」一詞後,當值警員說:「哦,原來你是說拒絕保釋,之前說清楚一點嘛。」

她透露,試過有當事人「踢保」卻被當值人員指示直接離開,但如果當事人真的這樣直接離開,就會變成「沒有如期報到」。對於當事人的法律權益,她承認自己只能盡其所能。

不少當事人都曾表示,每次見完律師,警察的態度都會改觀。「作為律師,我可以為被捕者維持應有的尊嚴。」她說。

處理刑事案件的律師,經常要出入警署和法庭。早於實習的時候,蔡梓蘊已經知道自己「坐唔定」,機緣巧合之下,開展了刑事訴訟之路,第一宗有份參與的社運案件,就是佔中九子案。
處理刑事案件的律師,經常要出入警署和法庭。早於實習的時候,蔡梓蘊已經知道自己「坐唔定」,機緣巧合之下,開展了刑事訴訟之路,第一宗有份參與的社運案件,就是佔中九子案。

一個眼神的威力有多大?

反送中運動期間,她記得有一次,師傅分身乏術,她必須第一次獨立處理個案。那晚,蔡梓蘊在警署等候警方更新拘捕紀錄,卻在手提電話看到網上直播,一個示威者被警察制伏,失去反應,接着給送上了救護車。下一秒,她就收到電話,要去醫院協助該名被捕者。

她趕到醫院,被捕者的家人才到達不久。打開布簾,當事人已經醒來,但是一臉疲憊。蔡梓蘊仔細詢問他被捕的過程,即使說話時氣若游絲,但是他仍勉力睜開雙眼。她說:「你放心,這裏是醫院,警察辦事也要依照法律程序,我會幫你。」

未幾,醫生前來巡房,需要向他解釋傷勢。警察堅持要在牀邊當值,當事人露出了不安的表情。蔡梓蘊馬上對警察說:「傷勢屬於病人私隱,你有什麼權站在這裏?」警察說不上來,接着指出當事人的太太也在這裏。蔡梓蘊續說:「你這樣說的話,我現在就要求他的太太去別的地方,你也跟我一起出來!」警察最後也要離開傷者牀邊。

關上布簾之際,當事人雖說不上話,但向她微微點頭示意。「我永遠都記得被捕者見到律師的眼神,就像在大海漂流多時之後,終於能夠捉住一塊浮木,暫作依靠。」她說。

醫生交代完畢,打開布簾,蔡梓蘊遠遠看見當事人終於能閉上眼休息。那天,她決心要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示威者「呂小姐」被迫裸體搜身,事件由蔡梓蘊跟進,其後演變成metoo集會。蔡梓蘊坦言,事前未有料到,一小步會引發巨大迴響。作為少數願意公開露面的義務律師,她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
示威者「呂小姐」被迫裸體搜身,事件由蔡梓蘊跟進,其後演變成metoo集會。蔡梓蘊坦言,事前未有料到,一小步會引發巨大迴響。作為少數願意公開露面的義務律師,她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

喊口號不如做好律師工作

有心幫人,但很多時無力回天,形格勢禁,一個人能做的事顯得有限。過去大半年,蔡梓蘊親自跟進的當事人大約有五六十個,當中一個,她至今耿耿於懷。「出院之後直接上庭,隨即被送入荔枝角,已經還押半年有多。」說起他,蔡梓蘊無法不動容。

有一次,她與另一個實習律師往荔枝角探望他,見面之後,實習律師忍不住說:「他的眼神已經死了。」那人說起案情,好像在討論別人的事情,說如果定罪機會高,留在荔枝角總好過去赤柱。「他沒有強烈的意欲要保釋,可以說,已經對將來失去了希望。」

疫情緩和之後,法庭重新運作。最近一次上庭,蔡梓蘊依然嘗試為那人爭取保釋。結果,依然沒法如願。回到會面室,那人反而為同時上庭而獲釋的另一被捕者感到高興,還與蔡梓蘊有講有笑。她感激當事人的信任,卻始終自責。「我不斷問自己:是否做得未夠好?」

步出法院,已經是黃昏,蔡梓蘊心中陡然一動:不如順便「送車」(聲援審訊後的抗爭者)?下一秒,她又猶豫,「這樣做,專業嗎?」沉思之際,放眼望去,旁聽和聲援的市民,三三兩兩站在法院車道外,她心中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做好代表律師的工作,是要努力預備文件,翻查案例,上庭辯護,而不是送車和叫口號。」

換上便服,蔡梓蘊看上去比較似一般大學生。
換上便服,蔡梓蘊看上去比較似一般大學生。

十八歲學生和他的媽媽

開庭了,蔡梓蘊梳起馬尾,在大律師和師傅之間穿梭,為他們預備各種文件。

案情透露,十八歲的被告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代表被告的大律師一頭白髮,西裝筆挺,胸口還有袋巾,他向法官解釋,如果被告不能保釋,等到審訊當日就已經還押五個多月。「被告沒有案底,是一個十八歲的學生,我不明白……怎麼會不予保釋?」

輪到控方,代表律師只說了一句話:「法官閣下,辯方曾在二月於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最後,法官重複了一次案件描述,表示由於案情嚴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

法庭內,全場靜默。被告母親的神情有異,她一直注視着法官離開的身影。

前路艱難 仍然選擇相信

「以前哪會是這樣子的?」這句話,各行各業的年輕人都一定聽過,法律界亦然。蔡梓蘊聽過許多資深大律師「講舊時」,叫她嘖嘖稱奇,覺得自己現在活在平行時空。今日要求簽保守行為,好像要乞求一樣,「俾一次機會我啦」。換了以前,開庭前法官召見控辯雙方,「咁小事,簽保守行為算吧,俾次機會個後生仔。」然後,三個人飲杯茶,案件完結。

蔡梓蘊的體會是,法治其實包含相當程度的人性,「不然,當中怎會有人權、有自由?法官判案,加刑減刑,如何引導陪審團,都牽涉人性。」蔡梓蘊感嘆,審訊本應是無罪假定,控方需要跨越多重考驗,證明被告有罪,但今時今日,她有種感覺,辯方反而需要跨越更多難關。

過去一年,作為律師的無力感愈來愈重。有時,蔡梓蘊也灰心得要借酒澆愁,逃避一下。「灰心一晚之後,第二日就繼續努力,一旦放棄,實在對不起那些曾經努力過的人。」
過去一年,作為律師的無力感愈來愈重。有時,蔡梓蘊也灰心得要借酒澆愁,逃避一下。「灰心一晚之後,第二日就繼續努力,一旦放棄,實在對不起那些曾經努力過的人。」

面對可能即將落實的《國安法》,蔡梓蘊坦言,不知道自己作為律師,會否失去作用。她真的不知道,實施《國安法》之後,目前的法律保障是否會改變。

律師在某種時刻會有機會因為是律師而成為被告嗎?她自言無法不憂慮,但是,「一開始,如果沒有心理準備,就不會成為義務律師。」她說,如果到了某個時刻,她只有兩個選擇,投降,或者,堅持下去。蔡梓蘊說,此時此刻,她相信律師依然有其作用。

世事往往在很絕望,但偶爾會傳來希望的消息。

「法官批准了保釋!」蔡梓蘊興奮地說。原來,相隔一日之後,法官傳真至律師樓,要求翌日再次提堂,主動提出批准被告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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