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有情感的話】從六四到六一二 平凡人作出不平凡的承諾 義務律師林洋鋐如何走過三十一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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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時代

【如果,法律有情感的話】從六四到六一二 平凡人作出不平凡的承諾 義務律師林洋鋐如何走過三十一年的道路

從立法、抗議、抗爭、拘捕、審訊到判決,過去一年,每一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律師更在其中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每一個人,在人生路上,選擇每一個崗位,都有機緣,都有觸動到內心和弦的時刻。那是在北京願意為你捨棄生命的學生,那是逝去的父親留下的一把鐵鎚,那是無數活在基層的街坊,那是無數個素未謀面的年輕人。一件事,一個時刻,不管多麼微小,只要在意,最後並不是那樣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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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內,三個警員,正看守一個傷者。

義務律師林洋鋐趕到,要求與傷者單獨見面。打開布簾,一片血淋淋:背脊瘀黑、前臂骨折,傷口纏上了繃帶,雪白之中滲出一片紅。病牀上的傷者是一個年輕人,從警署轉送醫院。

「你還有其他傷勢嗎?」林洋鋐問。

年輕人緩緩抬起手掌,伸出五指,「食指骨折。」林洋鋐細看,骨頭已經突出,手指變形。林洋鋐點頭,吸了一口氣,重整思緒,為這個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提供法律意見。離開之際,林洋鋐忍不住回頭問一句:「你頂唔頂得住?」他準備請醫生巡房,看看有沒有稍減痛楚的方法。

「我頂得住,林律師,你們都要頂住。」年輕人答。

步出蒼白的醫院,林洋鋐腦海裏仍是年輕人這句話。那時是七月,林洋鋐不斷在警署進進出出,為被捕者保釋。他們是地盤工人、電腦專才、倉務員、公務員、社工、老師和學生。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不分年齡階層。他們參與抗爭活動,是為了阻止許多法律界人士表明反對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他們都是平凡不過的人。平凡不過的人,可能會讓林洋鋐想起,他未成為律師時的事。那時,他用本名林耀強,人稱「小強」。八九民運,他是學聯主席。

燈影下,林洋鋐點了一枝煙,吐出一圈雲霧。他記得,三十一年前,在天安門廣場,北京的學生,也曾為他遞上一枝煙。

那一口「雲煙」,那一個仲夏,他從來沒有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的橫額,本來掛在林洋鋐的辦公室。
「人民不會忘記」的橫額,本來掛在林洋鋐的辦公室。

三十一年前的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凌晨,林洋鋐和友人從北京飯店跑向天安門廣場。兩下槍聲之後,一個市民在林洋鋐面前倒下。林洋鋐與同伴接住他,那人軟作一團,背部血如泉湧,已經死了。林洋鋐的雙手,全是鮮血。一行人走到紀念碑,學生領袖都勸他們離開。待不了多久,消息傳來,軍隊要在天亮前清場。軍隊已經呈包圍之勢,學生紛紛用身體保護林洋鋐等人,用生命護送他們離開。「你要安全回到香港,將北京發生的事情告知全世界。」學生說。

三十一年後,他仍然記得當日發生的一切。看到今天為反修例運動付出沉重代價的年輕人,他就想起當年在北京遇上的學生。林洋鋐說:「當你對一個地方有承諾,你會甘願為一個重要的目標,付出所有。」

三十一年前,林洋鋐沒有辦法帶走廣場上的學生,今天,他努力堅守法律陣地,為被捕的年輕人爭取應有的權益和合理的裁決。

悼念時,林洋鋐一直循環播放《國際歌》。
在中聯辦門外悼念時,林洋鋐一直循環播放《國際歌》。

公義起於弱小

「我一直相信世界應該好一點,自己的參與可以令世界好一點。」他說,想不到,當年那場運動,不僅沒有改變世界的命運,反而讓一切變得更黑暗。「信念是會動搖的。」林洋鋐坦承有過深刻的反思:「究竟我們的參與,是否真的可以令世界好一點?」

他讓自己活在另一個世界。八九六四之後,林洋鋐內心鬱結,畢業後投身商界賺錢,每日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不再留意時事和新聞。「不是沒有時間,而是根本不想知道。」林洋鋐說。他有了金錢,但是,他不知自己營營役役,所為何事。事後回想,林洋鋐覺得自己當時應該有輕微抑鬱,覺得一個人的力量極其渺小,對許多事情根本無能為力。

從商多年之後,他因為興趣,決定賣樓套現讀法律,機緣巧合,加入公務員隊伍,成為政務官,當時身在財經事務局,分管公司註冊處,上司是當時的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入職後的半年,他只是不停做翻譯和校對工作,薪高糧準,食飯時間又長。發現工作不適合,終於考牌開律師樓,主力做各種意外賠償的民事訴訟。

現在有人稱他為「人權律師」,但林洋鋐每一次都澄清,自己只是「街坊律師」。開業至今,他與一眾同事風雨不改,每一至兩星期就去社區做義務法律諮詢,地點通常都是屯門、元朗和天水圍。他的當事人,大多是比較基層的街坊或勞工,不少是法援個案。寫字樓更像社工中心而不是律師樓,非常「街坊」,時常有當事人帶着鹹魚、家鄉小食、水果和西餅上門道謝。

亡父的鐵鎚養大一家七口,多年之後,林洋鋐已為人父,重看電影《教父》,他終於明白父親當年對家庭的一心一意。
亡父的鐵鎚養大一家七口,多年之後,林洋鋐已為人父,重看電影《教父》,他終於明白父親當年對家庭的一心一意。

鐵鎚 是父親唯一的遺物

「我相信,選擇讀法律的人,都曾經思考過,如何透過法律行公義。」林洋鋐坐在辦公桌,身後有一塊水松木板,左上角掛了一面紅黃色錦旗,寫上「伸張正義」四隻大字。旁邊還有一把鐵鎚,方方正正裱在桃木框內。

「爸爸是一個木工,幾十年來用這枝鎚養大一家七口,這是他唯一的遺物。」林洋鋐說起父親,惦念之情,溢於言表。

小時候,他曾去地盤看父親工作,只見身材魁梧的父親,赤膊上陣,汗流滿身。從小到大,家中的大小傢俬和裝修翻新工夫,通通由父親包辦。他是典型老式男人,喜歡喝酒,煙不離手,為人內斂,顧家,重義氣,重感情,就算被判頭走數欠糧,他還會為對方說話,「沒有困難的話,他也不會走數。」

勤勤懇懇工作大半輩子,年老的時候,父親卻連最基本的退休生活都應付不來。「親眼目睹社會制度的不公,令我逐漸變成別人口中的左膠。」林洋鋐自嘲。

亡父喜歡喝酒,每天起牀定必飲四両「孖蒸」,林洋鋐憶述時感嘆,假如自己早一點懂得喝米酒,就能夠與父親留下更多舉杯暢飲的時刻。

父親在七十九歲離世,林洋鋐當時四十三歲,正在籌備律師樓開業。「直到現在,我仍然十分掛念他。」林洋鋐哽咽,一手托着下巴,另一隻手不知往哪裏放,不自覺地輕拍着大腿。「他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人,但是,他將生命完全奉獻給家庭。判斷一個人,要看那個人是否願意為了自己以外更重大的價值或目標,付出所有。」

鹹蛋超人是林洋鋐的偶像,因為他相信「改變世界」就要像超人一樣厲害。人生經驗多了,忽然醒悟,「其實,一切無關才智、地位和金錢,重要的是承諾和付出。」

毋忘初衷 重新出發

二〇一四年雨傘運動之後,佔中九子罪成,四人判牢。愈來愈多人因參與政治反抗活動身陷囹圄;愈來愈多人選擇逃到海外。然後,反修例運動爆發,國安法醞釀出爐,這幾年,他覺得自己沒有辦法繼續置身在漩渦以外。經歷過只顧賺錢但內心空虛的低潮,讓他更能體會今天年輕人的處境。「一個人現在愈顯得灰心沮喪,其實愈體現到,他付出過多大的承諾。」付出,付出一切,然後失落,懷疑自己以至懷疑一切,作為過來人,林洋鋐懂得,因為他悲傷過。如何面對?「匿埋囉,灰心喪志呀嘛。匿到夠,重新出發。」他說。

林洋鋐對連場抗爭運動感到揪心,「見到好多人願意為香港付出,傾盡所有,這是當中最美麗、最觸動我的地方。」

義務律師有兩重工作,一種是防守抗辯,另一種是主動申索。林洋鋐主力做民事訴訟,雨傘運動之後,首宗由市民成功向警方索償的個案,也是由他負責。目前,他正在協助「爆眼老師」以及八三一的太子站傷者提出民事訴訟。

雖然,在他看來,即使很多案件都適合作出民事申索,但因為當事人會先自我證明身處現場,反過來有機會影響刑事抗辯。他接觸的個案中,不乏因此而不選擇提出民事訴訟。

在示威現場一隻眼睛受損的楊老師被警方控以暴動罪,但他依然甘冒風險提出索償,林洋鋐認為,民事索償成功的話,會對提出刑事控訴的一方構成一定壓力。

即使是星期六、日,林洋鋐也會在陪伴家人之後,回到辦公室工作。反送中運動演變得最激烈的日子,林洋鋐與同事每星期有一半時間都不在律師樓。去年十二月,太太第一次跟他說:「今個月好似冇錢出糧。」開業八年來,林洋鋐坦言從未試過如此困難。幸好612基金及時發出資助,捱過了一關。
即使是星期六、日,林洋鋐也會在陪伴家人之後,回到辦公室工作。反送中運動演變得最激烈的日子,林洋鋐與同事每星期有一半時間都不在律師樓。去年十二月,太太第一次跟他說:「今個月好似冇錢出糧。」開業八年來,林洋鋐坦言從未試過如此困難。幸好612基金及時發出資助,捱過了一關。

愛惜制度 爭取空間

林洋鋐直認不諱,對香港前景悲觀,但他指出客觀現實,不會影響他的主觀行動,「我不會隨便講『法治已死』這種灰心喪氣的話。尚有一口氣,我都堅持到底。社會對於站在法律最前線的人,依然有許多期望。」他自言他的付出相當微小,但是相信幫助抗爭者,可以同時幫助堅守整個社會和制度。

早前律師會理事會舉行換屆選舉,林洋鋐在彭皓昕邀請下再次參選。事務律師的老闆通常有許多商業聯繫,投票時往往會考慮商界和政界的喜好,律師會一向被視為親建制,理事會選舉的投票率亦一向偏低。揭曉結果當晚,林洋鋐見到另一陣營的五位理事帶同鮮花到場,情景就如上一次他與張達明出選,「我已經打定輸數,還開始安慰其他候選人。」沒想到,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開明派的候選人分別當選,他們的號碼碰巧包括「8、9、6、4」,林洋鋐更一躍成為票王。

說到選舉,無論是區議會、律師會,還是立法會以及行政長官,民間都有各種意見。有人認為,選舉制度不公,不應參選認受。「我今年五十二歲了。」林洋鋐說:「眼下爭取到多少就是多少,我是一個會在制度內爭取空間的人。」

相隔一年,林洋鋐再次出選律師會,與另外四人組成「開明派」,期望能將不同聲音帶入律師會。
相隔一年,林洋鋐再次出選律師會,與另外四人組成「開明派」,期望能將不同聲音帶入律師會。

生日的這一天……

林洋鋐一星期做足七日,案頭排着十四個空掉的墨水瓶,默默見證他的付出。如果有什麼令他無法工作,一定是天大的事情。那天,全國人大公布港版國安法的決定草案重點。下午開始,林洋鋐已經難以集中精神工作。他不明白,為什麼條文細節和關鍵未講清楚,特首就表態支持,為什麼一班在香港擁有名望地位的商政人士,同樣會表態支持。林洋鋐說,他這一代人,在一個相對較公平自由的社會,得到許多機會,才建立到今日的成就。他很擔心香港命運因此完全改寫。

這一天,其實正好是林洋鋐的生日。那晚與家人吃過生日飯,他終究坐不住,決定和舊同學陳清華走到中聯辦門外抗議。當晚,過百名防暴警察駐守中聯辦,鐵欄、水馬、裝甲車列陣,戒備森嚴。林洋鋐和陳清華,在示威者中顯得矚目,因為拉起橫額的他們腳踏皮鞋,一身西裝。

「後生仔一定會笑我們這種阿伯,現在這種情況拉橫額有什麼用?」林洋鋐不無自嘲地說,但他仍然相信,「人民能夠持續地堅持發出道德聲音的話,是一種重要的力量」。

多年來,悼念儀式相安無事。今年,西區警署派出多名警員,嚴陣以待。
多年來,悼念儀式相安無事。今年,西區警署派出多名警員,嚴陣以待。

平凡人作出不平凡的承諾

每年六月三日,林洋鋐都會與舊同學前往中聯辦外悼念「六四」死難者。以往一直低調進行,今年因為國安法關係,一個小小的悼念儀式都引來多個傳媒報道。警民關係組派出七人,加上三個軍裝為眾人開路。中聯辦門外,另有一隊防暴警察以及超過十個軍裝警察戒備。

林洋鋐的電話循環播放着《國際歌》,陳清華在地上放了四枝蠟燭祈禱,林洋鋐帶同化寶盆燒衣。火舌燃起,警官說:「現場示威人士,這是警方發出的警告,請你們不要在公眾地方生火,以免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險。」

每一年六四前夕,林洋鋐與陳清華都會到中聯辦門外悼念,一個祈禱,一個燒衣。
每一年六四前夕,林洋鋐與陳清華都會到中聯辦門外悼念,一個祈禱,一個燒衣。

今年的「六四」,支聯會因限聚令和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第一次無法在維園合法舉行悼念晚會。有些東西改變,有些東西並未改變。林洋鋐沒有中止過他每年的悼念。

他自言害怕,仍然選擇走在法律前沿,是因為他愛惜香港,不想香港改變。

過去一年,林洋鋐遇上過許多人,他們因抗爭而面對許多以前日常生活中不會面對的事情,他們是普通人,也會害怕,但是他看見更多人選擇義無反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凡人,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城市,有一個最不平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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