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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點滴】 歐威爾的另一面 亂世讀《Why I write》

07.08.2020
袁源隆, 網上圖片

最近抱着求道的心態讀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Why I write》(我為何寫作)。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集合了歐威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的四篇英文散文。雖然他所寫的都是久遠的議題,但其見解和感受,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讀來,卻毫不過時。尤其是我作為記者。

《Why I write》封面設計師David Pearson
《Why I write》封面設計師為David Pearson

先說兩篇。

長文《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寫於一九四○年,二戰初期。他入文首句已先聲奪人,“As I write, highly civilized human beings are flying overhead, trying to kill me.” (「動筆之際,高度文明的人類正在我頭上飛過,意圖殺死我。」)其後狠批英國政客、知識分子、富人貴族如何昧於形勢,助長了希特拉、納粹及法西斯主義崛起;後半多了份理想主義,稱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讓英國打勝仗。在另一短文《A Hanging》(1931)中,歐威爾則寫自己擔任緬甸殖民警察,目睹罪人遭絞刑的故事,人們對處死囚犯習以為常,事後還能嘻哈暢飲的情節悲涼又諷刺。

但身處當下,讀得最有共鳴感的,是兩篇寫於一九四六年的文章:《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及《Why I write》。

前者是歐威爾對其時英文公共話語日趨累贅、經常詞不達義的情況看不過眼而寫。他直言:不準確的語言窒礙人的思考,若人人如此,社會終將承受惡果。他在文中提出數點建議,在此不贅,大意是:寫作者要緊記用字要精煉,別故弄玄虛。

《Why I write》是我最喜歡的一篇。歐威爾列出了寫作者的四大動機:純粹自我滿足、對美學的憧憬、梳理歷史的衝動、政治目的,而時代會決定寫作者的題材, “at least this is true in tumultuous, revolutionary ages like our own.”(「至少這適用於我們如此動盪革命的年代。」)

親歷戰亂,甚至主動上戰場的歐威爾深明,自己寫作不可能毫無政治目的。他回首自己的作品,“I see that it is invariably where I lacked a political purpose that I wrote lifeless books and was betrayed into purple passages, sentences without meaning, decorative adjectives and humbug generally.” (「我發現,每當我欠缺政治目的,寫成的書總是死氣沉沉的,淪落為華而不實的段落,沒意思的句子,誇飾的形容詞,庸俗的謊話。」)換言之,寫作者必須誠實直面時代,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見社會開始有人將Orwellian(歐威爾式)一詞套用在今日香港上,這固然是取歐威爾小說家的那一面,借《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形容香港現況——人們都不願樂見。但若果Orwellian是指歐威爾寫散文的一面,亦即那個抱革命熱情、渴望實現公義社會,對自身作為公民和作家有自覺性和使命感的威爾的話,朝着這種Orwellian的方向走,也不錯?

《Why I write》是Penguin Books的 ”Great Ideas” 系列之一,同系列還有《常識》、《君王論》、《共產黨宣言》等經典。
《Why I write》是Penguin Books的 ”Great Ideas” 系列之一,同系列還有《常識》、《君王論》、《共產黨宣言》等經典。
袁源隆,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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