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異鄉人之城】移民第三代 終於成為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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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異鄉人之城

【柏林,異鄉人之城】移民第三代 終於成為柏林人

14.01.2022
匡翹(特約記者)
Terence Li(柏林)
03

Hauptstraße, 德語直譯就是「大街」,Cemil Sorgun家開的海鮮餐廳, 就位於Hauptstraße與Martin-Luther-Straße的交會處。雖然名字叫「大街」,但餐廳位處的區域並不興旺。「但我覺得這裏快要旺起來了,不是一、兩年,也許是四、五年吧。街的另一頭已經開始改變了。」Cemil坐在餐廳這樣說。餐廳中有小小的吸煙區,Cemil的母親就坐在我們後面一直抽煙,Cemil說話有點拘謹,當與家人說話時,也是輕聲細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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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是土耳其移民的第三代,也是他家在德國出生的第一代。「我爺爺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來到柏林。」他說。

Cemil家開的餐廳,在周末時會有現場的土耳其音樂演出。網站:cemilsorgun.com
Cemil是土耳其人在德第三代

客籍工人六十年

今年,是德國輸入土耳其移民的六十周年。但精確的說,是西德輸入土耳其移民的六十周年。二戰後,德國百廢待興,戰爭帶來的死亡,讓兩德的人力都不足,於是兩德都選擇輸入移民,東德從共產主義的盟國越南輸入人力,而西德就輸入土耳其人力。這批人一般被稱為”Gastarbeiter”,直譯為客籍工人。稱得上是Gast,這批工人的居留有受限制,在德國工作一定時間後就要回到祖國,不能長居,工作也多是重複或厭惡工作。Cemil的爺爺,本來是一名裁縫,但來到柏林後,就當上了工廠工人。「那時土耳其人不但要住在西柏林,而且更只能住在Kreuzberg、Neukölln一區。」他說。雖然要旅居外國,但當時正是西德戰後經濟起飛,在西德賺的錢也比在土耳其多。而來到德國的土耳其人,比較多也是來自土耳其的鄉村,對他們來說,來到德國的誘因也比較大。

Cemil的父親在三十歲才來到柏林。直到今天,父親的德語也不過爾爾,但母親就因為在柏林讀高中,德語沒有問題。Cemil兒時學習的第一種語言,就是德語。「但我會說土耳其語與德語,都是我的母語。」

他的母親在他年幼時,堅持與他在家說德語。直到他長大後,才決定在家也與母親說土耳其語,這是他回應自己身份認同的方法之一。「我是土耳其人,也是德國人,即使許多德國人也不覺得我是德國人。」他說。

這時, 他的父親也回到餐廳, 探頭與Cemil用德語交流,對話的氣氛仍怪怪的,像是刻意保持合適距離似的。「他當這裏是第二個家啦。」Cemil說。父親也曾經對他有相關的期望,他期待兒子日後能繼承餐廳,但兒子卻自有打算:他希望當一個導演。

Cemil也曾經在餐廳學習經營。處理海鮮難不到他,對他來說,經營餐廳最麻煩的不是處理食材,而是與客人的關係。這裏主打的是土耳其式的海鮮,據Cemil說,這裏曾經是柏林唯一的海鮮餐廳,也是許多土耳其人聚會的場所,每逢周末,甚至會有土耳其音樂的現場演出。他嘗試過後,確認自己真的不喜歡經營餐廳。受到他的叔叔影響,他想要當一名藝術家,而很明顯這不符合他父親的期望。

德國升學制度

「他們其實想我讀一些實際點的科目,工程啊,法律之類,之後就能找份正當的工作。」他笑道,「但我到底還是家庭中第一個大學生,他們也沒法說什麼。」在Cemil這世代,土耳其人要升學還是有一定困難。在德國的教育制度中,孩子在十至十二歲就會分流進不同的學校。

Cemil的時代,教育制度與現在稍有不同,但最容易升讀大學的都是入讀文法中學(Gymnasium),之後升讀大學機會較大。其餘的學校則比較側重職業訓練。Cemil讀的小學,以土耳其人為主,在他的班上,廿多個學生,只有四個是白人,而老師則全是白種德國人,他們對土耳其文化不太了解,也對這些學生有一定的想像,而在制度上,學校的推薦對學生升學非常重要。

「最終,我們班上只有四人被推薦進最高級別的學校,我是其中一個,而那四個白人中,就有兩個被推薦。」他說。「但之後我的情況也有點曲折。因為在升上學校的半年後,學生還要考一個適應試,看看他程度是否跟得上。我在這考試不合格,老師對我的父母說,我的程度不足,建議我讀回次一級的學校。我母親當然不肯,於是我要找別的學校。」依靠人脈關係,他進了一所土耳其學校,但在那裏他又覺得自己程度比同學好,又想要回到比較好的學校。像Cemil這種有能力向上爬的土耳其人,在那時的德國,需要比「德國人」付出更多,才能得到一樣的回報。在輾轉讀了不同的學校,他終於成了大學生,雖然讀的科目不像父母預期。

因為父親剛好在魚巿場認識朋友,他家就開設了海鮮餐廳。Cemil學懂了處理海鮮的技巧,卻不願接手餐廳。
因為父親剛好在魚巿場認識朋友,他家就開設了海鮮餐廳。Cemil學懂了處理海鮮的技巧,卻不願接手餐廳。

語言的混亂

「Cemil正在拍攝呢,我也不知道他在幹麼。」在Cemil拍攝的紀錄片中,Cemil的父親對着電話另一邊的人說。那是Cemil三年前拍攝的紀錄片,記錄的是父親的這家餐廳。父親對Cemil寄予厚望,或者當一名工程師之類的,又或可以接管自己的餐廳──Cemil是父親的唯一一名兒子,而父親甚至不容許Cemil的妹妹在餐廳裏出現。

結果這兒子卻拿起鏡頭,幹起不明所以的活來,而且這活似乎是不賺錢的。

然而對Cemil來說,這紀錄片卻是與父親溝通的機會。「我這一代人,與上一代的土耳其移民想法又很不同了。在上一代,他們還要為自己的生活打拼。他們甚至是比較政治化的,非常投入土耳其社羣,彼此之間互相幫助,而且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但我們這代人,倒是多想要尋找自己的道路。」Cemil說自己甚至不算多土耳其的朋友,他的德語詞彙也比土耳其語豐富,但土耳其語對他來說,是更關乎情感的。而因為在柏林他有許多外國朋友,英語也成了他另一常用的語言。

只能當柏林人

「我沒想過自己可以在別的德國城市生活,」他說。他曾經嘗試過在別的城市當intern,當時身邊的全是德國人,在上班的當下,他就更加感到,對某些德國人來說,自己永遠不會是德國人。他有歸屬感的只是柏林,即使他有土耳其與德國的護照,他還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

「當然我也喜歡土耳其。過去一年我也會回去一遍。在那裏,如果沒有對話的話,人們也會理所當然的認為我也是土耳其人。」但事實上,他這種身份的人,多數時間也會被當成他者。他的父親當然也會被當作他者,但父親的身份認為到底是一名土耳其人,而且德語多年來也還說得一般。而Cemil的他者卻更難解決:膚色、文化身份、語言,他其實更傾向德國,但這國家設下其隔閡,六十年過去了,德國人可能接受了土耳其人在德國居住,但大家還是過自己的生活。

是否有受歧視的經驗呢?我這樣問。他小心翼翼地想過後,也只是說了在十年前,他曾在S-Bahn上被一名帶着小朋友的德國女人大罵,要他回自己的國家。「現在情況是有改善了,」他說。

我們在餐廳一起吃過土耳其海鮮料理,煮法主要都是炭火烤熟,再加上地中海風味的香料。餐後我們走到餐廳可以抽煙的區間,他的父母親友都在。Cemil抽他的捲煙,父母則抽一般成煙。他們父子之間,仍有某種懸而未決的張力,一開始會以為他們彼此之間視而不見,但時間久了就發現,他們兩人應是對某些東西避而不談。

電視上正播放土耳其超級足球聯賽賽果,由里澤(Çaykur Rizespor)對費倫巴治(Fenerbahçe)。那時我才發現,原來MesutÖzil正效力費倫巴治。「他現在是否德國人呢?」我問。

Cemil尷尬地說不太清楚。看賽事沒多久後,我就發現費倫巴治應是較優秀的隊伍。隨着觀眾們的情緒起伏,Cemil說:「平常大家沒空看比賽啦,就是因為疫情⋯⋯」

在我離開時, 我再問Cemil一條問題。「如果你沒讀電影,去讀了工程之類的科目,你覺得你父親還會想你繼承餐廳嗎?」他又想了想。他的母親就在他身後,到最後我還是不清楚他母親是否聽得懂英語,Cemil一直也回應得小心翼翼,我無法從他的反應變化,得到額外的訊息。

「也許吧,但現在也不要緊了。」他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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