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填補歷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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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菁:填補歷史空白

27.12.2019

七十年代初生於台北的張惠菁記得,從小媽媽就會叮囑她:「出去不要亂講話。」即使她現在已經長大成人,每天出門前,還是會聽到媽媽不厭其煩地說:「出去不要亂講話。」

多年來掛在母親口邊的這句叮嚀,雖然常讓張惠菁感到無奈,但她心裏很清楚:這其實是上一輩體驗過白色恐怖高峰後,從戒嚴時期帶到今天的習慣。

國民黨政府1949年在台灣實施戒嚴,在往後近四十年間,遭濫捕濫殺的無辜異見者不計其數,社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人人噤若寒蟬。「在我們小時候,有很多事情是沒有答案的,也不容許你講……台灣有很長的歷史,都是真相不明暸,也沒有人覺得他必須給你一個交代。」

但台灣威權統治年代經已成過去,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台灣迎來民主自由。張惠菁毋須再為擔憂「亂說話」會帶來惡果,可以自在地當一個作家,盡情以文字探索天地;從今年5月起,她更成為了出版社總編輯,透過歷史出版,填補歷史空白,叩問從前問不得的真相。

張惠菁,台灣散文及小說作家,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及博士班。博士班二年級放棄了當歷史學家的夢想,轉投文學創作。著有小說集《惡寒》、《末日早晨》,以及散文集《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和最新出版的《比霧更深的地方》等。
張惠菁,台灣散文及小說作家,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及博士班。博士班二年級放棄了當歷史學家的夢想,轉投文學創作。著有小說集《惡寒》、《末日早晨》,以及散文集《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和最新出版的《比霧更深的地方》等。

衛城的歷史重建

張惠菁出任總編輯的出版社,名叫「衛城出版」。衛城出版在2011年成立,在前總編輯莊瑞琳的帶領下,多年來出版多部分量厚重、透徹精闢的台灣史書,如追溯台灣民主發展歷程的《百年追求》、探討在地轉型正義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以及編收白色恐怖受難者最後書信的《無法送達的遺書》等。衛城對台灣史的編修,重塑歷史真相貢獻良多。

前人的豐功偉業,之於張惠菁,是讓她能夠實現腦中想法的優良基石。「(白色恐怖的書)衛城先前已經有出,以後有好的作品也會繼續出,但我們也要把歷史真相帶到更細緻的地方。」

衛城在8月公布,會推出Being、Belong和Beyond三大新書系。三大書系層層遞進,Being訴說個人生命史,Belong接着探索族群認同、記憶與歷史,Beyond則走進世界知識海洋,繼而啟迪自身。張惠菁如此策劃,是想以後的衛城能從人的角度說故事,走進台灣歷史的空白,藉着具生命力的出版,與台灣社會對話。

在前總編輯莊瑞琳的帶領下,衛城出版多部分量厚重、透徹精闢的台灣史書,包括《百年追求》、《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及《無法送達的遺書》等,對重塑台灣歷史真相貢獻良多。
在前總編輯莊瑞琳的帶領下,衛城出版多部分量厚重、透徹精闢的台灣史書,包括《百年追求》、《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及《無法送達的遺書》等,對重塑台灣歷史真相貢獻良多。

歷史充滿空白

「歷史充滿了大片的空白,尤其是台灣這沒有太多人寫紀錄的地方。」

曾經攻讀歷史博士班,中途轉向投入寫作的張惠菁指出,由於台灣以前的平民百姓不會將他們的故事記錄留低,而且現存文獻多是由統治者的觀點出發所寫,因此台灣歷史仍存有很多未知的空白,但「不需要焦慮有空白的存在,永遠都可以去補充它。」

衛城的策劃3B書系,就是想藉歷史出版,去補充這些空白。張惠菁舉Belong書系的新書《羅漢門》為例,作者錢真以歷史小說形式,探索台灣清治時期第一場民變「朱一貴事件」。記載這場民變的文獻,大多為官方檔案,普遍視朱一貴及其部眾為「反賊」,從起義民眾一方視角出發的歷史叙述寥寥可數,所以這段歷史存有很大塊無法以文獻補足的空間。歷史文學於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能透過想像去填補歷史細節,拒絕將歷史的詮釋權相讓給所謂的「平亂者」。

衛城出版的新書《我的青春,在台灣》為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著作。傅榆在書中,檢視自身作為「解嚴世代」,伴同台灣民主化成長的青春。
衛城出版的新書《我的青春,在台灣》為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著作。傅榆在書中,檢視自身作為「解嚴世代」,伴同台灣民主化成長的青春。

又如Being書系的《我的青春,在台灣》,為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著作。紀錄片中,傅榆聚焦的是陳為廷及蔡博藝兩位學運青年的青春;書中,傅榆則轉而檢視自身的青春。張惠菁解釋,傅榆在1982年出生,屬於與台灣民主一同長大的「解嚴世代」。讀傅榆的成長過程與政治啟蒙,其實就是在了解台灣社會在去威權化底下,個體生命的情感與經驗如何受大政治影響。

像《羅漢門》和《我的青春,在台灣》等書的出版,正是衛城作為一間出版社,用歷史出版持續與台灣社會對話的方式。「藉由出版這些書,把我們認為更應該思考的角度帶到讀者面前,讓他們去了解。」透過新的歷史視角,引領讀者走入歷史空白,繼而讓台灣社會一起對所在現實有新的認識和共感。這就是張惠菁的期望。

光亮的另一面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民眾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激烈對抗,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這段慘案在戒嚴時期一直是禁忌話題,解嚴後終可自由談論。1997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正式成立,嘗試藉着紀念和反思歷史悲劇,促進族群社會的共榮共和。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民眾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激烈對抗,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這段慘案在戒嚴時期一直是禁忌話題,解嚴後終可自由談論。1997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正式成立,嘗試藉着紀念和反思歷史悲劇,促進族群社會的共榮共和。

今天篤信歷史出版潛力的張惠菁,從前總是以為人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歷史故事。就如她在《早到晚走》一文中所寫:「我們也許用各種方式探究歷史,但我們掌握的永遠不會是完美的真相──即使是當事人也不能給我們完美的真相,空白與暗影,永遠依附在光亮的另一面。」

改變張惠菁的歷史悲觀主義的,是時代的變化以及人們的努力。一方面,她體會到當下台灣社會比以前開放,人的主體性也比較強,可以自己主動去發現,又或以任何角度說故事。另一方面,她見證着讀歷史的同輩或學弟妹,持續地發現以及編寫台灣歷史,也逐漸確認「我們是可以了解自己更多的」。

「歷史永遠是後見之明,後見永遠可以更明。」張惠菁眼中的真相,從來不止得一面,不斷的從更多的角度書寫歷史,就有更加靠近真相的可能。而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有追究真相的問題意識非常重要,那決定你能走到哪裏……還可以有下一個人從不同的問題意識去發問,讓事情愈來愈清楚。」

張惠菁認為,歷史真相需要各種的觀點論述互相補足才能靠近,但她對那種「真相是相對的」反歷史說辭非常抗拒。歷史學者經過嚴格的舉證和研究過程才會提出觀點,如果認為前人的史觀不足,也可再提出新的觀點,而在事實的基礎上,不同的史觀也可以彼此對話交流,由此,我們終會能夠「在許多的真實之中,更加靠近更多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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