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張相的真相】照片需要溫柔多於驚慄 專訪高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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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張相的真相】照片需要溫柔多於驚慄 專訪高仲明

城市走進梅雨季,在一個陰天午後,他回到了熟悉的天橋底。旺角舊水務署如今已被拆去,樓高七十五層的新型商業大廈將會取而代之。建築地盤的鐵絲網,透視着中庭的兩棵細葉榕。榕樹寂寥,展開樹臂,想在一片頹土曠野上擁抱餘光。

不遠處,橋下有條狹窄的小巷,畫滿七彩塗鴉,一直延伸,將火車站、天橋、馬路、地盤與公園相互連接。這條小巷在地圖上沒有名字,於塗鴉界卻聞名國際,稱為MongKok Alle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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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那道天橋。(圖片由高仲明及《壹週刊》提供)

高仲明回憶起來,一切歷歷在目。幾年前他到橋下找尋外國知名塗鴉藝術家,幾次撲空,一個在此露宿的老人於是向他攀談,兩人交換電話,老人說看到前來噴鴉的外國人便會通知他。高仲明的報道很成功,他與老人也結下不解之緣。他不時回來,帶着啤酒,與老人把酒談天。天冷了,高仲明去街市買餸,找來爐具,兩人席地打邊爐,成了冬日橋下的一道風景。

那時候,旺角總是人頭湧湧,老人與攝影師也就自橋底走至市中心的大馬路上去,高仲明替他拍了一張對着巡邏警偷偷做鬼臉的照片。

回憶像一場夢,但照片證實那個夢曾經存在過。

他永遠會記住那時的旺角巷道和那個叫做「雄叔」的老人。雄叔總喜歡叫高仲明做「小高」。

他永遠記得有那樣的一夜,雄叔永遠睡去了。(圖片由高仲明及《壹週刊》提供)
他永遠記得有那樣的一夜,雄叔永遠睡去了。(圖片由高仲明及《壹週刊》提供)

Eugene Smith:拍攝殘酷的守則

著名紀實攝影師Eugene Smith在一次對談中說過,攝影師在思考何時才值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險拍攝之際,必須同時思考攝影的原因、信念和目的。

多次採訪戰地的Eugene Smith曾揭發日本工廠非法排放汞以致居民感染水俁病,那次採攝,他遭受毒打,其視力最後因而受損。到了老年,他接受專訪時說,自己從不會為了拍攝一張血淋淋的照片而冒險,除非那張照片能讓人看到戰爭的殘酷。「攝影的信念和目的都可以是原因,但攝影本身不應該是一個原因。」Eugene Smith說。

為什麼要拍照?為什麼要把漫長的人生,大好的青春都花在攝影上?Eugene Smith說每個攝影者都應該有攝影的理由。尤其在”If it bleeds, it leads”新聞攝影上,行業中幾乎把所有焦點都貫注在衝突與暴力裏,一個新聞攝影師假若沒有堅定的個人攝影準則與信念,鏡頭很容易就會成為盤旋在貧窮與災難上的兀鷹。

在旺角火車站和已清拆的舊水務署間有條無名走道,曾是露宿者雄叔之家。(圖片由高仲明及《壹週刊》提供)
在旺角火車站和已清拆的舊水務署間有條無名走道,曾是露宿者雄叔之家。(圖片由高仲明及《壹週刊》提供)

雄叔與家人的距離 是世上最寬闊的馬路

這天雨後,雨水灌滿了水溝,直至日落黃昏,蚊蠅亂舞。高仲明說,雄叔以前總把小巷打理得井井有條,這個時候,雄叔會點起蚊香。如今,雄叔不在,換了新的露宿者。

高仲明很感念與雄叔相處的那一年多光景。「就算價值觀和常人不同,選擇的生活與社會標準不同,但他們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睡在街上,吃不飽,當中一定會有他們個人的原因—可能跟家庭或者難堪的過去有關,這些都可以令人無法再回到社羣之中,同時無法面對自己以後的人生。這些人仍然生存着,有他們個人的需求,社會不應該因為他們睡在街上,就不理他們死活,任由他們孤獨地死去,總要有人把他們的情況報道出來。」高仲明說。

他曾到非洲馬拉維拍攝當地婦女的文盲問題(圖片由高仲明及樂施會提供)
他曾到非洲馬拉維拍攝當地婦女的文盲問題(圖片由高仲明及樂施會提供)

高仲明第一次與雄叔見面,已經知道對方患上癌症。在雄叔最後的日子中,他看見整個生命愈發乾枯無力,但老人還是任性地要抽煙,喝可樂,喝酒,也不情願到醫院看病,他只想留在橋下快樂而安心地離去。

「我記得他走的那天,清晨到橋下找他,發現他張大了口,已經沒有了呼吸。」高仲明說:「後來為了幫雄叔辦身後事,我找到了與雄叔分居多年的妻子和兒子,才知道他們原來就住在天橋對面一幢洋樓。」

遇見雄叔的家人後,他才發現雄叔生前所說的故事中,有許多東西都不是真的,然而在這場相遇上,孰真孰假,已不重要。

攝記生涯的快鏡與慢鏡

雄叔走後,天橋空了,水務署開始清拆,風景再不一樣。高仲明鬱鬱寡歡,醫生說他患上情緒病,吃藥後,他自言記性變差,但學會了凡事退後一些看。「一個人無法整天栽到別人的苦難去」。他說。

回想將近二十年的攝記生涯,他卻記得畢業那年,為一份雜誌擔任政治狗仔隊時發生的事。

那時,大律師林競業從翁靜晶寓所墮斃,入行只有數月的他被指派到現場跟攝。「那次香港所有報館的娛樂版、港聞版都來了,幾十個記者守在翁靜晶家門下。以前的採訪車都是錢七,翁靜晶開着一架保時捷出來,當時雜誌的司機華哥出了名手車好辣,就算當時前面還有一架採訪車,華哥就這樣撞開了前面的車,直駛出去追那輛保時捷。很快華哥的車超前了對方,他一直喊:「Ming仔,Ming仔,你快啲伸個頭出去影啦」。我很快就開了車窗,伸了枝長鏡出去一直影,不久華哥又喊:「Ming仔唔掂啦,架車死㗎啦。」下一秒,我們的車真的就死了火。」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高仲明說。

回想起來他仍然覺得這個經歷刺激又古怪,他後來從政治狗仔轉了去拍法庭新聞,一樣追車,但這次追趕在囚車之後,後來又跟着文字記者,專拍人物專訪,大人物小人物俱見了,千迴百轉,十年時間慢慢摸索,他發現最適合自己的其實是棉中見針的專題攝影,但二十年前那段追車經歷卻令他知道新聞的本質有着許多面向,那些新聞影像對於社會一樣重要。

近十年,他拍攝貧窮與災難,用一部只有自動快門的萊卡相機,他比其他攝影師更細更慢地拍攝弱勢社羣的無力與苦痛、社會上的蒼涼與靜默的不幸。Susan Sontag說,攝影提供了機會讓人去旁觀「他人的苦痛」,使攝影師能「點出一個地獄」,使社會「承認並擴大了解共有的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然而,當媒體浮濫地使用這類圖片,以換取點擊時,人們重複讀取的結果反而是,受眾失掉了同理心。「人們不願意設身處地去設想他人之磨難,即使是一些自己容易認同的人……對不少身處現代文明的人們而言,亂砍亂殺的娛樂性往往多於其嚇唬力。」Susan Sontag說道。

(圖片由高仲明及樂施會提供)
(圖片由高仲明及樂施會提供)

悲憫的一瞬間

大時代下,除了衝擊的影像外,我們也需要溫柔的凝視。高仲明的照片沒有太多哭泣、血腥、驚慄的畫面,拍劏房作品《「毫」宅》的時候,他選擇從高空拍攝居民的居住環境,鏡頭狹隘的長條空間中放了牀、電視機、飯桌和各種生活用品—一個母親在牀上教小朋友寫字,一對小兄妹蹲在地上玩玩具,男人在掛滿衣服的牀上發呆。拍露宿者雄叔的生活照片,他聚焦於那條城市的夾縫,聚焦於雄叔那深沉色調下的鎖骨,聚焦於雄叔被送到醫院時失去焦點的眼神,聚焦於天橋下簡陋的祭品。從香港到坦桑尼亞,苦難的視角從來都是那樣蘊藉深藏。在阿魯沙茫茫草原上,他用三合一的拍攝手法,將照片左右延伸,拉闊大眾視框,延伸受眾對貧窮的想像,鏡頭下不再只是瘦骨嶙峋,飢腸轆轆的病童,也不再是以污髒黑水煮食的苦臉婦女,亦不是貧瘠乾裂的非洲地貌,而是蕉樹下玩樂的小孩,森林一隅難民收容所的日常,以及希望課室能有黑板的年輕學生。

高仲明作品《「毫」宅》。在細小的劏房中,一個母親在教兩個幼兒讀書寫字
高仲明作品《「毫」宅》。在細小的劏房中,一個母親在教兩個幼兒讀書寫字

高仲明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所有的弱勢議題其實都被人拍過、談過,然而他仍繼續拍攝有關的題目,是因為他相信人是善忘的動物,世上太多奪目的圖片,人們滑動手機,三兩下工夫可能已經忘記看過的東西。

「需要有人不停重複講出弱勢者的情況,用不同的角度去細說貧窮的問題,拍攝對象可能是橋下的露宿者,也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雛妓,或是貧瘠大地上的一條小村落—我的信念就是令大家都看到這些事。」不論災難如何頻繁,不幸如何輕細,貧窮如何平常,Susan Sontag說,攝影者仍然不能停下大哉問:「還有哪些照片,誰的暴行,哪些死者,不曾被傳媒披露?」

二十年過去,高仲明從沒有想過轉行。

「攝影本身的力量極為微薄,一張照片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力量有限,但只要你剛好落在對的時機,按下快門,拍到一張能震撼世界的照片,它的力量也就會大得令你無法想像。」他說。

高仲明為反送中運動參與者拍攝的《港傷》作品
高仲明為反送中運動參與者拍攝的《港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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