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瘋鎖》私了復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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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瘋鎖》私了復仇記

07.05.2020
鄭政恆

《4×4瘋鎖》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合拍電影,大部分情節都發生於一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車裏面。

談論當今的阿根廷電影,藝術電影方面,最著名的導演可能是露琦茜亞馬蒂(Lucrecia Martel),她只有四部電影長片,貴精不貴多。商業電影方面,香港觀眾最熟悉的電影,莫過於《謎情追兇》(The Secret in Their Eyes)、《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和《玩謝大作家》(The Distinguished Citizen),《玩謝大作家》是馬里奧高恩(Mariano Cohn)與加斯頓杜柏(Gaston Duprat)聯合導演。而新作《4×4瘋鎖》是高恩導演,高恩和杜柏編劇。

據說,杜柏和高恩是在一九九三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實驗錄像節上認識,當時杜柏是評審團成員,而高恩是參賽者。他們在錄像節後開始互相交流想法,並成為拍攝工作的合作夥伴。他們拍實驗電影,也拍商業作品,其中包括《玩謝大作家》。

《玩謝大作家》是黑色幽默片,大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寫作生涯告一段落,一次心血來潮回鄉接受傑出市民獎,點知得罪成村人,落得有辱無榮。電影展示出現實荒誕而且殘酷,人的自尊、自大與自卑,我們都睇得一清二楚,單單一條村,就折射出國民心理與人之常情。

以小見大和人性的陰暗面(甚至是民族的劣根性),是杜柏和高恩繼《玩謝大作家》之後,《4×4瘋鎖》這部影片所要發掘的題材。《4×4瘋鎖》一開始時,拍攝了一些閉路電視、欄杆和防盜設施,這其實代表了電影的主題,正是人對人的不信任,以及對於人性的懷疑。

《4×4瘋鎖》從偷車案開始。Ciro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普通街區裏,闖進一輛汽車,只想偷竊音響設備。但是他得手之後,嘗試下車時,Ciro無法打開車門。車主Ferrari打電話來,Ciro接聽電話,車主Ferrari告訴他,安全系統已經觸發,這部車鎖死了,車內斷電,隔音而且外面看不到裏面。因此,沒有人會聽到或看到Ciro。

Ciro的手機無電,無法尋求幫助,車內只有電話系統、少量的水和食物,Ciro嘗試用手槍打開缺口,但只是傷到自己。Ciro完全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4×4瘋鎖》是一部反思私了(或稱鶳)現象的阿根廷電影,當小偷橫行無忌,車主改裝私家車成為有入無出,所謂車廂密室恰好反照出外在社會的問題。

面對無法伸張的正義,有人活在恐懼之中虛作無聲,有人設局私了,主持公義。電影帶着距離的目光,審視小偷與私了者的反應與抉擇。小偷Ciro的處境令人同情,但小偷過去做盡壞事,觀眾不會認同。車主Ferrari是中產階級、產科醫生、絕症患者,他是小偷和劫匪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對社會治安的信心崩潰了,於是踏上私了者這條道路。

《4×4瘋鎖》有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色彩,車內除了Ciro,還有一隻蟋蟀,蟋蟀通過小小的夾縫,走出車外,可是最後被雀鳥吃了。雖然蟋蟀可以離開車輛,但終於落入大魚吃小魚的達爾文主義社會。自然主義的目光,是以科學的態度去看社會,杜柏和高恩就是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處境,去看社會上的深層問題。

車主私了復仇,因為他失去公義與治安的信心,如果社會一如犯罪叢林,有精良武器、無道德價值的人,橫行無忌,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一些人可能會嘗試忍氣吞聲,但另一些人可能會透過私了的手法,去尋求人間的正義,甚至乎電影《4×4瘋鎖》中,絕望的車主只可以透過同歸於盡、玉石俱焚的極端手法,喚起尚未麻木的公眾,進一步反思和了解,作出改變。

作者簡介

鄭政恆,文化評論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三本。二〇一三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二〇一五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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