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展現橋底實相 化悲憤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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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展現橋底實相 化悲憤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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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冬天,警方以滅罪為由在通州街公園驅趕露宿者,聯同康文署,在無事先通知下涉嫌擅自棄置家當。十三名露宿者在社協幫助下,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索償,控告政府部門無理驅趕,棄掉財物。事隔一年半,案件於五月二十七日提訊,雙方理據不足,押後至九月二十四日審訊。

是次已非清場首例,社協曾兩度入稟,結局同為庭外和解,露宿者僅獲金額賠償。時光倒流至二○一二年寒冬某夜,露宿者瑟縮於通州街天橋底,忽爾從夢中驚醒,只見政府正粗暴清場。在叱喝聲下,四十個露宿者目送自己的身份證、衣物、家庭照等被掃進垃圾車。二十一名露宿者跟政府對簿公堂,官司歷時九個月,期間兩人因病離世,最後每名露宿者獲賠二千元,卻聽不到一聲道歉。

「一句道歉係咪真係咁重要?」

《濁水漂流》以此事作藍本,講述吳鎮宇飾演的輝哥等露宿者,集體控告政府這一年的經歷。電影在說九年前的事,卻又不只是說九年前的事,怒氣跨越時間,全因歷史總是重演。「那種不忿直接而真實,事隔多年還是不甘,因為事情沒有改變,政府至今仍未有歉意,答案模稜兩可。」

導演李駿碩談吐溫婉,不笑時帶點沉鬱,莞爾時雙眼瞇成縫,以往的作品跟真人一樣,短片《吊吊揈》青春熱血,《瀏陽河》及劇情長片《翠絲》柔情似水。這次交出《濁水漂流》,卻風格剛烈,叫人直面社會傷口。想起自己也曾周旋於官僚之間,他找到與露宿者訴訟的接通處,握起拳頭連環爆粗:「好X嬲,堅持咁X耐,是一件很X辛苦的事。」

在訪問過程中,不論是想當年,還是簡介劇情,他從沒吐出一個「慘」字,提得最多的是「嬲」。因為這並非悲情故事,他想透過仿紀錄片的劇情電影,以維權訴訟為軸心,觀照橋底眾生相,感受路見不平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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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橋底現場

這股怒氣第一次湧上心頭,是在九年前。「後來我才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會嬲的,但我當時真的很嬲!」

當年通州街清場事件後,他以中大新聞系學生記者的身份,採訪橋底露宿者。那次採訪,算是李駿碩第一次接觸露宿者。在此之前,他對露宿者的認識很片面,到達橋底後,兜了幾圈還未敢開口。只見有人在橋下吸毒,不吸毒的在坐在一旁乘涼,席地而睡。豈料一靠近街友,未深入挖掘,對方已自動波分享。

他親睹過癮君子打針,也曾跟越南難民聊天,甚至有一名露宿者紅了眼,說另一名露宿者在公廁過身,他也想一起自殺,但神父說自殺上不了天堂。李駿碩暗暗訝異,這件事經常發生,一個禮拜就有兩個會走,但有人死了,家園散了,對他們的打擊仍然很大;更詫異的是,原來他們願意向陌生人交心。

五年後,一切已變調。

二○一七年,李駿碩入行做編劇,寫一個中醫的故事。有天,他隨醫師和一票中醫畢業生,到通州街橋底義診。重返舊地,面目全非。冷巷之中,遍地紙皮變成了整排木屋,場面墟冚。他發現,當年的開心見誠,已對外界生出敵意。經歷多了清場和驅趕,聽多了妖魔化形容,露宿者決意自給自足,築起四面牆阻隔世界。這種生活型態的轉變,讓他開始揉合多年觀察,構想相關的電影劇本,翌年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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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真實

一如《濁水漂流》,李駿碩很多靈感養分,都源自於讀書時期,如變性人婚權案(W案),和一堆泛性別的訪問對象,奠定了他對性別題材的興趣和基礎。對電影的追求,也是從大學時期已紮了根。

劇終,大銀幕上的名字緩緩升起,壓軸的是一個熟悉的名字——蕭景路老師。

對於「鏗鏘之母」蕭景路,他心底只有無盡的感激和敬佩。九年前聽君一席課,深深地影響他往後的創作路。那年,李駿碩讀大學一年級,修讀了她的紀錄片課,想拍單非孕婦臨盤衝閘的故事。當其餘同學都找到受訪者,甚至展開拍攝,唯獨是他兩手空空,卻又不願轉題。老師將他踢出班房,著他馬上去找,找不到就別回來上課。一星期後,他終於趕上進度,學期末,靠着真誠,甚至跟隨了受訪者入急症室產子。

每次訪問,他總不厭其煩將此事掛在口邊,連自己也忍不住笑著反問:「我是否常常說這件事?因為太深刻!從學期中開始跟,到學期尾,她真的生咗個仔喎!又真的拍到喎!有人願意信任我,很大感觸。」課上理論,大多他都忘了,但恩師的身教,他銘記於心。那股竭力做好作品、讓作品說話的熱血,對於人的故事的重視,對於真相的執著,已深入他的骨髓,更見實踐。

套用到他今次的作品,最大原則還是忠於事實。許多對白、木屋佈置、角色人設,都來自當年採訪所得。自九年前一路觀察的生活習性,他一一放在劇本中,令每個角色有血有肉。如老爺(謝君豪 飾)為吸毒後的輝哥蓋被子、重見兒子後既慚愧又感動落淚,木仔(柯煒林 飾)偷拖鞋給腳踝腫脹的輝哥,大勝(朱柏康 飾)哭訴自殺不能上天堂見亡母,從細微處,呈現冷酷世情下,社羣互相依存的關係。

劇情夾雜敏感元素,如輝哥一出獄便注射海洛英,老爺是越南船民,大勝走在街上偷竊,容易引起道德批判,或令劇情散亂,但他說缺一不可:「橋底本質就是混雜,就像一個聯合國,如果抽走任何一項,就是對這個社區不誠實。」但吸毒的原因被抹去,是因毒癮就是吸毒的合理理由:「層層遞進的潛台詞,就是咎由自取。很多年前的原因,可能已經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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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角色背景同樣點到即止,有共同自責,卻沒細訴前世今生。有一場戲,主角輝哥甚至拒絕向記者透露露宿因由。李駿碩解釋箇中倫理:「天寒地凍清場,加上不道歉,本身就是天理不容。我不希望將角色的堅持,歸因於從前經歷過的跌宕。輝哥堅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不公,而只剩他一個人堅持,就是堅持的最大原因。」

不賣悲情,不是完美受害者,也有權爭取尊嚴:「二十一個人集體面對官司,有人妥協,有人堅持,有人離開都是一件事,不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才是橋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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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別人的痛苦

以往的橋底故事,多以真紀錄片呈現。采風同學會的短片合集《橋底誌》(2014)、尹景輝的《橋風輕輕吹我臉》(2018)如一面鏡,映照出橋下風景,但拍攝過程尤其刺痛。「拍劇情片還有一重防護網,拍紀錄片卻要深陷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

這次拍仿紀錄片的劇情片,就是處於「冇咁痛苦但都好痛苦」的狀態。

籌備電影時,他回看有關越南華僑露宿者的《韋成奇》(2014),順道約見導演徐智彥取經,了解韋成奇的生活習性,作為越南船民「老爺」的角色藍本。首次會面,徐智彥言談間尚處於無力狀態;再次會面,下筆了,兩個人都被困於旁觀別人的痛苦中,無限輪迴。就算請教社協幹事吳衛東,關注露宿者廿載了,也有同樣感受。

「所有深入接觸過露宿者的人都會覺得,沒法完全進入這世界。就算你在橋底睡了幾個月,不是走到那個身位,是沒有辦法完全代入的。」李駿碩開始思考:「邀請觀眾進入主角的主觀世界,悲天憫人大哭,是否好事?」

電光石火間,他記得老師說過,紀錄片要有立場,導演站在哪個身位講故事,觀眾要清晰看見。

大部分電影的設計,都希望觀眾忘記自身,代入英雄或反英雄的人生,跟隨主角轉換心情。他反其道而行,營造距離感,讓觀眾以局外人身份,回到露宿者爭取公義的現場,反照最真切的自己。

電影中的社工何姑娘(蔡思韵 飾),就是比較貼近李駿碩的視角,早上到陰暗橋底協助街友,鏡頭一轉,晚上回到中產家庭,窩在私樓沙發,倚窗觀看璀璨夜景。如同戲院內的人,大部分都有瓦遮頭,有份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必須承認,世界上每個人,都沒法完全理解另一個人,重點是願意同行,處於善意狀態,為他人遭逢不公而抱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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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無力也會盡力

開鏡之時,社會剛好迎來一波集體怒吼。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開拍,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整個團隊惘惘然,街頭隱約透著未知和不安。思潮起伏的身體裏,累積了太多情緒,每一秒隨時爆發,每一幕都想喊停。他苦笑:「根本專心不到,好X多嘢要嬲。」

嚴酷的現實是,橋底將於十一月圍封,怕故事爛尾,不能不拍。「大家共同經歷了一場苦難,但早在運動之前,無家者長久以來已遭受壓迫,只是我們視而不見。」洗濕咗個頭,拍攝繼續,一切隨機應變,而結局從原先的安然,被改為貼近現實的悲壯。

一年半後,到真正播出之際,香港隱然瀰漫一股白色恐佈,為創作空間畫下紅線。多部紀錄片放映受阻,港台節目屢被腰斬抽起,加上藝文界本來就資源短缺,許多人都高呼香港淪陷,創作被閹割。

在XX已死的哀鴻之中,這樣的一個敏感題材順利上映了。他慶幸當初的堅持,卻又帶點消極:「可能以後都沒有這個機會。」空氣寂靜數秒,他忽然萌生新念頭:「但你又很難預計的,當大陸也出到禁片導演婁燁的時候,回望香港,我覺得不是完全的絕望。世界上許多極權的地方,都孕育了很多出色的人,產出許多優秀的創作。」同期上映的《惡與他們的距離》,正是由被政府封殺的異見導演穆罕默德拉穌羅夫執導,印證了越是不自由的環境,越要為無權者說話,捍衛尊嚴。

「這些年經歷多了,開始接受到,就算你做不到任何事情,都會努力去做。」就如蕭景路所言,李駿碩好勝而志氣高,遇到挫折便迎難而上。高考那年反高鐵,會考那年保衛皇后碼頭,讀新聞系的第一年經歷過反國教,畢業遇上雨傘革命,開拍《濁水漂流》之時,反送中運動正熾熱,一路走來沒法迴避。盡做,正是他沈澱多年,作為電影人的態度:「不一定要驚天動地,再微小的事,都是一件事。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加少少,已經勾劃到時代的景象。」

他相信,電影仍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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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生命的故事

《濁水漂流》的價值,終被世界看見。電影先後入圍了荷蘭鹿特丹國際影展、香港國際電影節 、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英國Chinese Visual Festival “Focus Hong Kong”單元,是對團隊的莫大肯定。

於是,新戲還未正式上映,繼《翠絲》獲獎後,他再次成為傳媒寵兒,訪問一個接一個。好幾次他半開玩笑地提及到,接下來想拍自己的愛情故事,記者都語帶驚訝,不約而同反問:「你是否不想拍議題電影了?」他表面平靜,但內心反駁:「為什麼他們不覺得這是議題?若我用第三身包裝成,關於非洲男人和亞洲男人的同志愛情,同性戀是議題,種族是議題,租不到樓再去平機會投訴是議題,那是不是就變成議題電影了?」

「議題電影」的標籤,令他有點不自在:「我不覺得寫生活日常就是巨變,因為編導風格依舊,我仍然是我。所有故事,都是抽取自實實在在的人的生活,沒有人沒東西想說,為什麼要這樣區分?」不論題材,他也會從尊重生命出發,初心未變。

九年前,紀錄片的班房中,大男孩凝著屏幕上的光影,內心顫動。他看到世界醜惡,卻也從黑暗中覓得一點人性之光,引領他無論如何也想好好說故事。九年後,黑教室變成黑盒子,懵懂少年已長成電影導演,世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政府還是欠露宿者一個交代。

電影是否不能改變世界?李駿碩笑著秒回:「我都想呀!但我不會想到這麼宏大,現階段未做到改變,但願景還在。」世間事不斷在變,但他仍在化悲憤為力量,仍堅持說想說的故事,仍在濁水之中闢出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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