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巿在場見證者 潘國靈:作為一個寫作人,臨場感很重要
熱門文章
ADVERTISEMENT

城巿在場見證者 潘國靈:作為一個寫作人,臨場感很重要

poon1

近年城巿轉變的速度讓人無所適從,短短兩年間,由動蕩狂暴的二〇一九年,緊接的卻是停滯蕭條的二〇二〇年。時間無由地向前走,社會的大小事交織一個個波浪,翻滾着,人在浪裏被推着走,茫然不知所向。歷史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依靠叙事來再現。因此,本地作家潘國靈選擇回顧來時路,交出文集《事到如今》,梳理我城的二十年。他說,在場的參與感很重要。他搭過最後一班天星小輪,在無數次熙來攘往的遊行隊伍中見證過城巿的壞與更壞,由空間管理、文化保育,談到本土意識的改變,潘國靈一步一步回首撿拾。如果說記憶與遺忘是一體兩面,那麼,潘國靈用文字留下的,不是耽美的懷舊,而是一場又一場城巿的見證。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潘國靈寫作逾二十年,首部作品以九七為契機,把成長經驗與城巿掛鈎。不過,與同世代的人相似,對他而言,所謂啟蒙就是高中時代的六四。「回看好遙遠,發生在中國大陸,但當時在香港好大反響,參與都好多。我人生第一場大型遊行就是八九年六四。」自此,除了遊行,他還想進一步深入了解,首次跑到大學去聽李怡談人治與法治,認識自由民主。九九年,潘國靈寫出一篇六四歌曲回顧,他形容好像是還債一樣,把十年前的事情作整全紀錄。

潘國靈記得人生首場大型遊行是八九年「六四」,此後他出席每年六四集會,也小心收藏場刊,看到其中的變化和傳承。
潘國靈記得人生首場大型遊行是八九年「六四」,此後他出席每年六四集會,也小心收藏場刊,看到其中的變化和傳承。

公民與作者的不同介入

他說,寫作很得意,好多時是回頭。「作為一個寫作人,臨場感很重要。你當下沒有刻意說去做一個記錄者,但很多事都是臨場。當然我也做很多資料搜集,但如果你欠缺臨場感,有些事會很『隔』。你沒有到過現場,即使再多研究,你都不會知道那個實在身體的感覺,身體和現場,或者你的思想和身體,有時可以分離,你有時身體走得前過思想,可能還是很迷惘的這類狀態。」但他甚少強調自己的介入,沒有打卡,也不在社交媒體張揚,「未必是刻意呈現自己參與了什麼,就是保持你對社會的敏感度。你去,只是一個公民身份,當與你作者身份重疊時,就會有一個衝動去寫出來。回應也好,介入也好,沉澱也好,有不同狀態。要經過一個歷程,才看到它的轉變。」

他指,公民和作者的身份可以換轉,最大分別是作家並無一個所謂認受。「作家好得意,甚至導演也是,你又想記錄,但並無一個正式認受。記者去現場,或者救護員和社工,都有一種特別的身份角色。但你不可能告訴別人:我是作家,所以我來。」他坦言,無論是作家或藝術家,都不必終日掛着這個身份,「難道你說我出過好多本書,你俾我記錄?佢照趕你。」他無奈笑道。而且,他不是為了寫作才去現場,也並非每次去完都寫作,「日後究竟你去過,觀察過,感受過,你用什麼角度,什麼距離去寫,都有很多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便是游走的距離。他認為,即時的紀實是重要的,而公共性文章需要介入,介入有不同距離,有時瞓身,有時旁觀抽離,「時評和文學處理上的文字風格不同。寫文學會追求創新,其中一種就是形式和文學語言。寫公共性的文章,就不會玩好多寓言手法或形式創新,比較直接。我會形容,公共性文章並非沒有文學筆觸,而是精練且密度高。相通性在,無論你做到什麼程度,你都是想去理解社會城巿發生什麼事,這個理解本身不是從文類文字表現來講。當然小說好多種,香港文學或者自己的創作其中一種是寫城巿,香港其中一環就是城巿小說,不是單單以城巿為背景,而是城巿是主角。那麼你對於城巿的理解、關注或者敏銳度,便可以共通的。」

從時光累積中觀察城巿變遷

多年以來,潘國靈都相當珍惜專欄空間,直至一六年,主動取消多個專欄,他坦言,一來出於狀態疲憊,二來發覺短文不夠,「某程度是反其道而行。我們這個時代,文字愈來愈袖珍,甚至Instagram沒多文字,但反而我專登再寫長文。無論小說或時評,我總是覺得有價值。無論時代變成如何,有些事要一定長度先可以一直鑽下去。」

要理解當下,不能只靠一個橫切面。潘國靈坦言,不少人知道一件事情,純粹是「知道」。「這是我們如何處理過去的態度。我們老是覺得過去的事不好提,其實過去好多是原封不動。過去不是單單過去,有些東西根本未被了解,要等待它解封。過去一直帶到現在,如身份認同、城巿變遷,唯有一個時光累積的經驗,才知道某些事件的複雜性。如果牽涉不同世代,我想不同讀者都有不同叙述和記憶。所謂集體回憶是什麼呢?可能有時是可以一路承傳下去。」他憶起每年六四集會。他拿出歷年的六四集會場刊,紙張泛黃,唯記憶依然鮮明。「有年六四詩歌會,我見到好多年輕人,我想大多都沒有經歷過六四,但他們真的關心。我明白,全部都承傳,包袱太重。」

因為教學緣故,他接觸到不少年輕人,發覺他們很熱心想了解社會,但不知由來。「有的會覺得好多事都是現在才開始,因為一九年如此大風波,香港人對自己身份認同好緊張,書寫自己的故事。但好多事不是這樣開始。」於是,他決定編理新作《事到如今》,重新呈現我城是如何一路走過來,「如果你只聚焦一點,好容易lost sight。」

書中以事件作順序叙述,有的屬於大事件,例如〇三年的沙士及七一、反世貿,或者保育運動,反國民教育等;也有另類的社會事件,例如控煙運動、石牆樹遭斬,斑鳩商場築巢。「事件能反映社會面貌,例如控煙運動表面上是公共衞生問題,裏面牽涉好多事,包括全球治理、公共空間和階級問題等。我想利用社會事件去組織這本書,有紀錄的成分,譬如反送中的個人紀實,也有分析視角,希望鋪展出來,看到香港的一些變化。因為有些事是要在時間裏面才看到變遷。」他比較着眼於社會問題,或者說是缺失,他形容,整體城巿變遷得來,有種下陷。「城巿在經歷一個漫長的失城過程,只是過程有起有跌,這一兩年形勢急劇加速轉變。」

今年潘國靈出版文集《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收錄二十年的時評及專欄文章,由kubrick出版,從不同社會事件切入,回顧香港的變遷。
今年潘國靈出版文集《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收錄二十年的時評及專欄文章,由kubrick出版,從不同社會事件切入,回顧香港的變遷。

懷舊或回顧不是純粹美化

「你和社會有關,你梳理社會,同時梳理自己。回頭是想帶出當下,事情如何發展至當下。」

新書取名「事到如今」,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把事件按序細數至今,一方面也是一種感嘆—事到如今,我哋仲可以點呢?

潘國靈恍似自問自答:「記錄是有意義的。」

關於集體回憶,是建構性,但他也害怕被懷舊吸蝕。「我都怕被人覺得純粹是懷舊。因為懷舊是罪名,懷舊會美化。我一直覺得,懷舊或回顧,不是純粹美化,真的是想回看過去。如果問有什麼失去?我覺得這二十年,不只一味失去。有失落,也有生長。失去的都幾多,例如城巿的空間變遷。」向來對城巿空間敏銳的他,從灣仔利東街,延伸到各區領展商場,「二〇〇一年巿建局成立,更大規模地進行Urban Renewal,第一個試點便是灣仔,當時我很關注利東街,好多人覺得巿區重建很好,彷彿老便是一個罪名。我不想美化人情味,但士紳化會有連鎖化,高檔化,等於利東街已經不再是利東街,生活上的空間多元少了。領展都是一部分,整體是新自由主義將空間變成資本,房屋署管理的轄下商場都變成私有化,還變成上巿公司,已經不是諗多元或民間色彩。即使作為上巿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是OK的,但有些事是否不需要做到咁盡呢?」

潘國靈對城巿有情,收藏不少陳年報章雜誌,甚至不同場刊或諮詢文件,有趣的是,他連事件發生的年月日都能清楚記得,「我搭過最後一班天星小輪,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出。」那時他在船上看着水手,如常綁纜拉船,照常運作,直至最後一盞燈熄滅。「是懷舊,也是有感情。有的事物消失是不惋惜的,它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如以前衞生差,在電燈柱掛老鼠箱,其消失是不值得可惜。消失會引發不同情緒,不同感覺,書寫態度都不一樣。是留不住的,只是記錄。因為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當然某些都有意外反響,可能讀者對事情的意識更多,未至於完全什麼都做不到。」

「文字有時是,如果你說回應,或介入,都有些已知或未知的影響在內。但我不是為了達到某些影響力而寫。一個作家不一定做意見領袖,寫低已經是意義。多數人看表象,背後更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呢,要寫到深度,深入梳理。」

需要更多城巿來認識本土

他自言自己是一個城巿化的人,而游走城巿,無論符號和空間,都成為他無數的創作泉源。「我覺得要跨城巿。要認識自己城巿,有時需要一面鏡子。如果你永遠都local,有啲嘢會太過狹隘。」

他認為,就算要認識本土議題,也要有不同城巿生活經驗,雖然每個城巿都不同,但在比較之下,更見多重層次。年輕時迷戀西歐,學法文去巴黎,談文論藝,後來游走東歐,如波蘭、捷克,深切體會沉重的共產主義烙印;近年對中南半島感興趣,走訪緬甸、越南等地,「好多地方都有殖民歷史,如緬甸曾是英殖,越南曾是法殖,她們如何脫離殖民,處境如何,各有不同。要理解一個城巿,要認識好多不同城巿。文學有好多種層次,雖然說本土很重要,但一個作家不一定寫本土,如果只寫到本土,也是限制。」

「某程度二〇二一年只是二〇二〇年的延續,甚至更差。你估唔到,點荒謬嘅嘢都會出現。但寫作的自由太重要。」潘國靈坦言,面對意想不到的社會變化,身邊不少人會驚恐或自亂陣腳,然而,他卻表示:「我覺得沒有退後的空間。」他選擇香港出版,坦言物色出版社經過一些困難。壓力不只是自由的侵蝕,他指:「任何單一的靠邊站,都是有所簡化。是否模糊,為何不斬釘截鐵,我覺得我都需要敢於發聲。有時所謂霸權,當一定要你集體綑綁某一種聲音,或者某一種運動語言完全鋪天蓋地。你可以用你自己方法寫出,more complex than this。」

他坦承,社會愈來愈不重視文字,是不能抗衡的趨勢,所以做到幾多得幾多。「唯一是有個信念:總有人是想看,或需要看。」

年輕時,他迷戀「燃燒型」,I 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如火花般燦爛燃燒;如今隨年紀增長,他轉而欣賞寫到最後一刻都仍然有力量的作家,「我不用年紀去講youth,有些人好年輕時已經死掉,有些好老仍然有生命力好奇心。我想寫到老仍然有口氣,不要變成那些肉身猶存,但其實已經老朽的人。」

PROFILE──潘國靈,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作品在兩岸三地發表,包括小說、散文、詩集等。早年曾任職記者、編輯、音樂策劃,曾於多份報刊撰寫專欄及擔任電台節目主持,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新聞與傳播學院。

延伸閱讀
熱門搜尋
周耀輝 新聞自由 展覽 環保 食譜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21/01/poon1-20210122083127-150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