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 免於恐懼的自由】曾救人免被警棍打頭被捕 流亡海外抗爭者李珏熙:「尊嚴失去時才知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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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免於恐懼的自由】曾救人免被警棍打頭被捕 流亡海外抗爭者李珏熙:「尊嚴失去時才知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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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來,恐懼與他如影隨形,直至一天他決心前往另一個自由國度,不再預料歸期,才告別過去長期抗爭的精神崩緊狀態。

那種感覺,就像有一把刀懸在頭上:終日在防範被人跟蹤,走在路上要繞路以擺脫可疑的人;細微的聲音會令他在夢中驚醒,總是沒法睡得安穩;不獨是自己,他還要擔心在佔領運動時剛交往的另一半的人身安全,「約會時,我叫她不要獨自在街上等我,待我到她家樓下,才叫她下來。」

上年11月,二十六歲的李珏熙(Marco),帶着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另一半,還有剛出生的女兒,離開香港,流亡到海外。

李珏熙
李珏熙

「很諷刺,香港已經從一個能夠支援政治難民的城市,變成一個輸出政治難民的城市。」越洋電話上的他說。這句話幾乎為香港五年間的轉變作下註腳。

Marco曾是個一往無前的抗爭者,這幾年有過儼然過山車式的經歷:2014年,因愛與和平的感召參與佔領運動,隨後在運動中被捕入獄,再加入政黨變成勇武派;2016年參選新界東立法會直選,最終落敗,期間他目睹選舉前後的DQ(取消市民參選或當選資格)風波,失望之下毅然退下火線,往後日子仍然處於一種恐懼狀態。

他說,今次反修例運動所彰顯的極權統治,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會措手不及,但在他看來,政局的轉變早已開始,只是如溫水煮蛙,其他人不知不覺。「那時朋友問我為何要走,我說,參選時我的住址被公開,感到不安全;2016年的大年初一,我身處旺角魚蛋革命現場,恐怕日後有機會被控暴動罪。朋友聽罷,起初並不明白,現在都說,我真的應該要走。」他說。

從教小學補習班到肋骨遭打斷

Macro是個音樂人,五年前,他兼職任教小學補習班,9月的某一天,他站在課堂上告訴學生,政府沒有按照《基本法》承諾制定政改方案,於是一班大學生哥哥姐姐發起罷課作出抗議,雖然他們只是補習班,又不能離開課室前往添馬公園,但他決定以不教學來響應罷課。

那時,他還給學生每人寫一封信:「民主不會從天而降,是靠之前的人爭取回來的。我不希望你們長大後面對一個更壞的社會,希望你們長大後會明白。」

結果,香港人爭取符合國際定義的雙普選訴求落空。事隔五年,他當年的學生已由小學生變成中學生。他感到痛心,在反修例運動中,學生要赤裸裸地面對警察的濫權問題,要親身目睹有人被壓頸打崩牙,或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十幾歲少年被拘捕,警察以人身安全為理由,要他們留在男童院一個月,與家人分開,變相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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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說警察濫權,在五年前也不是個別問題。「9.28當日警方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有片段看到警察以870步槍指向示威者,還有七警在暗角毆打曾健超,還有朱經緯以警棍襲擊途人等等。」

他指,2014年10月18日的凌晨時分,他身處添馬公園,當時那裏有超過一千人聚集,警察突然衝入人羣,其中一個警察把警棍高舉,眼看正要打落一名示威者的頭部,Marco不及細想,隨手拋出膠水樽,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制止警棍揮下。他隨即被其他警察制服。

「有個警察拉我落地,有個打我膝蓋,有個跪在我心口,打了幾棍。」隨後他的胸部再被警察用膝蓋壓了五六次,混亂中只聽到警察在喊:「不要反抗!」接着一支警棍指在他面前,警察說:「不要再動!」

他憶述當被制服後,感到呼吸困難,隨後被警察扣上手銬大力拖行,手腕出血。由於傷勢嚴重,他被即時送院,並證實右邊肋骨斷裂,左手扭傷,雙手有勒痕、無法發力,加上右膝挫傷,坐了下來就不能自行站起來。本來七分鐘的路程要走三十五分鐘。

警察以「襲擊警務人員罪」提出檢控。他留院超過四十八小時,最後簽保釋離開。他說,當時在病牀上,睡覺和寫歌,偶然會想,自己「救人」這舉動是否必要?隨即又覺得有必要這樣做。「我受傷,好過那人爆頭,之後可能有後遺症。」

他在當時寫下歌曲《示警》,歌詞如下:「法治如流水/一早已東去/顛覆建制/人自以為是誰/如若惡棍正對付平民/誓必遵從自身的指引。」

28天監禁 「勇武」思想誕生

那個年頭,抗爭者為營救同路人而受傷被捕,大家只能從法庭新聞的簡短報道得知一二,至於案情細節、審訊過程,外間所知不詳。Marco認為,當時好像角色倒轉了,警察代表執法一方,但在行不義,而他的目的是保護市民,避免那名市民被警棍打爆頭,「我犯法,但沒有犯罪。」

Marco的案件經歷約一年半的司法程序。案件審訊期間,他遭任職的補習社解僱,與唱片監製失聯,也失卻所有表演工作。自此難以找到長工,「代入老闆處境,也是很難做。我又不知何時審,又拖得好後,前後上庭上了四五次。預審一日,正審兩日,判刑又一日, 然後上訴拖了幾次。」

他於是一心要找散工,一次跑到一家弱能人士NGO 做替工,中心主管滿意他的工作表現,主動讓他應徵長工。「我交代有官司在身,他們本來說可以,但想到我可能有犯罪紀錄, 就說『不如等單官司過了先算』, 此後他再也沒找我做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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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審訊所帶來的沉重壓力足以壓垮普通市民;他曾憂慮女朋友家人對自己的看法,直到案件正式開審,他聽到女友家人忍不住說「有無搞錯」,他才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那一年,他被判監廿八天。

2015年,記者曾跟剛出獄的Marco作訪問,原本長髮的他,因在獄中被剃短頭髮而包了頭巾,樣子倔強的他,每當說及在佔領運動和獄中經歷,語氣總是激動,強調:「不會賣慘情,沒有作用的!」因監獄是社會縮影,且更黑暗,弱勢被欺壓,好像吃飯少兩隻雞翼,被人拿走個橙,都不是電影橋段。「新人要洗廁所,但有些人長期被欺壓,一直都在洗廁所。」當時懲教職員亦對他作出言語上的挑釁,如曾有問他「你來到會唔會有衝擊?不要搞事」;見他有些哲學、信仰和社運書籍,又說:「看書也好,反省吓!」

他說,當權者亦同樣欺善怕惡,漸漸,他決定讓自己改變成一個勇武派。「我被打、入冊,沒有呻過半句辛苦,香港人就是太捱得!一直坐,是表達意願,但沒有壓迫力。像日常生活,有時也不會講求斯文有禮,有人過馬路就嚟車死, 你要喝佢,唔可能斯文有禮咁叫佢小心。」

他記得,監獄裏,有一晚重遇他當日在添馬公園要拯救的人。「看見他,我打趣說,原來你份人都係傻吓傻吓,救番你都無乜用,早知唔救啦!」

各種恐懼的演化

他說,抗爭者的恐懼,是受傷、坐牢和斷送前途,那時他認為要直面恐懼,才能打破恐懼,而且他是害怕失去自由而站出來。於是他加入本土派政黨,推動公投制憲,2016年更參選新界東立法會直選,希望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佔領運動,政府寸步不讓,市民訴求沒得到回應,一般政權會採取價值轉移,務求改善經濟消解民怨,不過這幾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租金仍高昂,那時去山頂工作,見到地產店的櫥窗,山頂豪宅呎價比劏房還要便宜,還有其他問題:物價指數、東江水、基建……」

選舉期間,警民關係科主任每天都會向他查詢當日行程。投票日的前一個傍晚,他在將軍澳新都城擺街站拉票,遇到一名持鎅刀女子前來破壞橫額,女子並向在場街站人員揮動鎅刀,其中一名義工被鎅傷手臂,女子其後被制服,警員到場調查,以涉嫌刑事毀壞將她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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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以為媒體會廣泛報道事件,怎料內容只避重就輕。沒有知名度的人,似乎無法得到媒體鏡頭的保護。」他說,正如這次反修例運動,一個年輕人問警察是否跌了良心,結果被幾名警察上前制服,若沒被人拍下,大家也未必知道。

「極權手段的目的,是要嚇怕前線抗爭者。」他說,今天有人持刀破壞連儂牆和攻擊市民,又會發生類似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其實當年在旺角佔領區,已有人拿刀割斷索帶拆路障在街道上故意製造事端,卻沒有人因此被拘捕和檢控。「戴耀廷曾說,佔領者如受到檢控坐監,會彰顯政權的不公義,其實,不公義,早就在吳麗英胸襲案、劉康玩具槍案出現。」

那一次,他出選落敗。那一年,選舉主任取消半年前還符合資格參選立法會選舉的人(按:梁天琦半年前曾參加補選)的資格,接着,前後六名非建制立法會議員因違反宣誓條例被取消資格。他說,本來半民主的議會,徹底淪為政治花瓶,連「假希望」也破滅。

他退出了政黨,但生活仍處於一種難以平靜的狀態。整整四年,他感到一直被人跟蹤,出門行到地鐵,也感覺有人吊尾,「我特意兜一個圈,對方行蹤敗露才會離開,平日出街會不時回頭望,或等別人先走了自己才接着走,亦會專門挑一些人多的地方,有什麼事,至少確保有目擊者在場。」

他說,佔領運動時,已有一些示威者被人跟蹤,包括梁天琦、陳浩天和鍾翰林、李政熙等,「這些被跟蹤的人,都是一些議會外的本土派力量。我一個人,可以頂得住,可是結婚後,很怕影響家人,因為如果和跟蹤的人有衝突,結果很可能反被告襲擊罪,安全沒有保障。」

不如離開香港 離開內心的監獄

結婚前,他有一天跟另一半說:「不如離開香港。」對方便說:「好啊我們走啦。」

自此,生活更是步步為營,如擔心會被竊聽,跟別人傾談時會將手機放遠一點。離港那天,飛機降落到目的地,他推着行李過關,緊張得手心出汗,直至海關人員讓他入境才如釋重負。「2016年初一我在旺角現場,最擔心是被告暴動罪。」

他說,人在異鄉,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只簡單說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的反應較不友善,但我沒什麼好害怕,我為了追尋自由而來,內心不應再有一座監獄。」目前,他尚未取得居留權,雖然找工作有點困難,仍靠積蓄生活,但只是為柴米油鹽而煩惱,「最壞都只是錢問題,香港卻面對沒法解決的問題。」他笑說,現在出門,倒過來要太太站在家門外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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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波瀾壯闊,身在彼邦,他身邊的香港人都在議論紛紛。有朋友準備返港,問他:香港是否好亂?他便說,機場航班服務是安全的。今日在教會吃飯,遇到一個中年人,他說香港人做得不對,我說,你知不知道現在自己身處的國家,也是打番來的。

他說,當地黑幫分子也在譴責香港的年輕人衝擊立法會,顯得諷刺。「平日我不會出聲,但出言指罵的人其實很自私,你們在這裏自己享有自由和福利,卻指責家鄉因極權打壓而作出反抗的市民。我在這裏相對輕鬆,在香港,如果和『藍絲』口角,可能被人告發。《聖經》提及即使耶穌不認同彼得對兵丁動武,但卻沒有割蓆篤灰,把彼得交出。」

這幾個月,Marco一直跟進香港情況,坦言希望與香港人一齊「落場」。「我和前線抗爭者有聯絡,協助國難五金做一些支援。」

見證昔日小學生今走進「戰場」

一天,他收到香港一個舊學生的短訊,知道他和幾個同學到了現場抗爭,「他以前是個肥仔,現在十五歲,比我還高」,那一刻,他悲喜交集,再望着手中抱着的八個月大女兒,感到一種世代交替的震撼。

他回想,當年在課堂上曾向學生論及一些公民教育,例如共產主義的理論和現實;現在,他和學生聯絡,主要是給他們一些保護自己的建議,「我離開了,無奈他們要自己面對,可是我仍很關心他們:他們在抗爭現場的判斷力是否足夠,心理狀態能否保持率真堅毅,會否被捕或受傷。我怕嚇着他們,坐監並不好受,而且,我也到過男童院教結他,知道少年犯特別容易被欺凌,會被人打得好厲害,例如要你用牙刷洗完馬桶再用來刷牙……」

有一次,他在一個講座聽到台灣閃靈主唱林昶佐說了一句話:尊嚴平日不覺得重要,失去才發現重要。「我當場哭了好多遍。」

他認為,經歷兩個運動的洗禮,香港人更能勇敢對抗政權,彼此情感連繫亦更深,因為大家都一起聞過催淚彈。另一方面,他認為,警隊濫權愈趨嚴重,因不用承擔後果,變成有恃無恐。他說,假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背後由政府操盤,公義根本無法得到伸張,遑論由警察主導調查的監警會。「現有制度,警察做什麼都可以,落口供,詮釋權在他們手上,沒有閉路電視的位置,監管欠奉,警隊通例吊詭,雖然要求警員守法,但可根據指揮官要求而違反,所以動用過期催淚彈也不會被檢控。」

等待海裏的水瓶出現

他說,警察可能也擔心因侵犯人權、不守警例而受到國際制裁,所以害怕香港政府倒台,自認為沒有回頭路,「大家困獸鬥。」他希望,香港一天能重拾免於恐懼的自由,他亦能預料歸期。「浪漫點說,這個希望像等待海裏水瓶的出現。」

Protesters gather on a road nea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September 1, 2019. - Hundreds of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ttempted to block transport routes to the city's airport on September 1, as the financial hub began cleaning up after another night of serious violence marked by fires, tears gas and police beatings. (Photo by Lillian SUWANRUMPHA / AFP)

他希望,女兒在長大後,會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會說廣東話,會承傳香港的文化和價值觀。Marco現在還有寫歌,他說廣東歌有獨特的美學,今年6月28日,他寫下《末路》,悼念在運動中輕生的梁凌杰,歌詞如下:「我終於出發/盼衝破天空的抑壓/飛 你可會念記/願一切再沒顧忌/飛 發現天際那樣美/飛 我的愛散落這地」

「希望他躍下之後飛翔,我也想到自己,我走了,只有念掛和愛留下給香港人,盼大家勇往直前再沒顧忌。」

李珏熙給香港人的歌《捍衛》:

《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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