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停過一天課 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讓年輕人都留有理想
熱門文章
ADVERTISEMENT
假如這一年不再被偷走

沒有停過一天課 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讓年輕人都留有理想

school_cover

Q:二〇二〇年,你會如何形容這一年?
A:飛快的一年

X

Q:二〇二一年,你希望怎樣過?
A:不敢奢望,只想平安度過就足夠。

school_01

從長洲登船,開船約十數分鐘,藍天白雲間會出現一座小島。

那是芝麻灣。

待船泊岸,一羣青年自斜坡山上衝了下來,十二月的島上,男生們連外套也沒有穿,只穿著單薄的背心,他們向訪客和校長道了早晨,便從船艙上取過一箱箱生活用品,把沉甸甸的紙箱都扛在背上、肩上和頭頂上後,又一窩蜂地跑回山上。

男生都像馬騮仔,不消幾刻,一行人跑至山上,沿途熱鬧。陳兆焯站在碼頭笑道,這都是他的學生。

清晨,男生都出碼頭為學校運送島上物資。
清晨,男生都出碼頭為學校運送島上物資。
他們在正生書院重獲自由和衝勁,更無畏於鏡頭。
他們在正生書院重獲自由和衝勁,更無畏於鏡頭。

這一年來全港學校斷斷續續停課,只有正生書院一路熱鬧,他和島上的教職員仍舊天天早晨就登島,回來島上教書,處理教育要務。

這年,正生書院沒有停過一天課,卻差一點就要永久停辦。

要向世人證明存在價值

近年,青年問題生態急促轉變,正生收生數目下降,目前只有二、三十個學生仍在島上上學,學校面臨長遠的經營問題,他和不少教職員自願減薪,但沒有新的資金出現,學校仍然無以為繼。

陳兆焯從浪尖上走過一次又一次,這次太太勸他別走得前,怕一高調又會惹來事端。陳兆焯說自己作為校長無法不接受訪問,於是記者打電話來,他一早又出門去,年末沒有收爐之意,反而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向記者解釋自己的教育觀,他要向世人證明正生書院有寶貴的存在價值。教育不止一條路。

「我明白太太的擔心。二〇〇九年,大班(鄭經翰)提我,話傳媒把你捧到變成上帝,之後唯一的古仔就是上帝變魔鬼。我不怪傳媒,事後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我有責任把整件事變得更透明,公開,對外作最好的溝通,不能大安旨意覺得別人會理解,現在我寧可麻煩一點,多花點心力,多一點的篇幅解決,令大家溝通好一些。」他說道。

正生書院實行小班教學,一個老師對八個學生,師生與同學間感情緊密,學校上下相處融洽。
正生書院實行小班教學,一個老師對八個學生,師生與同學間感情緊密,學校上下相處融洽。

我們沿斜路到達校舍,在女生宿舍坐下來。這裏破舊的椅桌和儲物架上都貼上了感恩的書法,屋簷外小鳥歌唱,職工和學生下着棋。一羣年輕的女生在門口的狗籠前逗着那隻叫Happy的狗玩,Happy見到一個個小主人,尾巴豎得老高,開心得連連轉了幾個圈。

芝麻灣上,除了訪客,沒有人戴着口罩,少女笑語談笑,男孩在遠處的操場練箭,這裏就像夢幻島,他們都是彼得潘,島上彷彿從未受疫情影響。

「正生毋須隔離,因為在一切隔離之前,我們已被隔離。」陳兆焯苦笑。

他招招手,把一個乖巧的女生叫過來,請她倒汽水予客人。我們婉拒,說我們在島外進來,疫情時候不便除下口罩吃喝。女生卻還是恭敬地遞來了幾個杯。陳兆焯叫飲,盛情難卻下只好除下口罩,飲一啖,發現是水,卻也冰涼透心。大家想到陳校長的幽默忍俊不絕。

一切看似沒有影響 卻其實全被影響

「這一年,正生還是過着打波、上堂的日子,只是外頭的比賽,與外遊學習的機會都已經取消了。我也少了會和講座要開,便多了回來,這一年我們八次一起到西貢參加野外活動,和學生一起玩帆船,他們都好開心。」校長說,除了校外活動全部取消,學生經營的理髮店生意也變差。

「外面少了人行街,人人在家工作,不用見客,也自然少管了儀容,少剪了頭髮。另一方面,我們為學生創立的影音剪接公司,原本許多工作都取消了,原本我們計劃到蒙古拍攝—取消了,大大小小的馬拉松也都停了。什麼都無了。」他無奈,學生少了職業訓練,於是學校這年破天荒師生一同辦了八次野外特訓,他教他們上山下海,學生都很享受揚帆海上的感覺。

陰天看不見晴天時,就畫一條彩虹給自己。陰天看不見晴天時,就畫一條彩虹給自己。

然而島外青年問題隱蔽化,不少吸毒和犯罪行為轉至隱蔽地方發生,網絡的發展亦引伸出大量電子癮青年,許多年輕人因社會環境和教育體制出現情緒問題,有人質疑正生會收生不足,意味其已無法應付環境需要,認為這樣的羣育學校已不符合社會時代需要。陳兆焯對此搖頭,他說自己不覺得這年發生的教育轉變和青年問題是一種衝擊,卻恰恰相反反映出正生的必要。

「許多人說這一兩年出現青年問題,但其實這些問題在許多年前已慢慢燒了起來。這年多,許多年輕人尤其失去了方向。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青年人無法找到路向,於是以行為反射出青年人的無力感。香港的教育課程和社會情況亦令許多青年人很疑慮,到底他們讀書來做什麼—我們那一代人,人哋讀我們就跟住讀,但他們這一代很早就會問『為什麼』和『點解』。如果答案不是一個他們理解又或是符合他們的價值觀時,他們就會有一些情緒和行為出現。正好今年疫情困住了全世界的人,如果我是他們,我也會想以後點算啊,日子會永遠下去嗎?我也會焦慮無助。」陳兆焯說道。

school_06

他認為,這一年有些連大人都未曾面對過的問題出現,整個社會未為此作出過打算和準備,大人尚可以學習沉着應變,年輕人卻到底會感到無助和不適應。

「港大曾提出香港有足足兩萬至四萬個隱蔽青年,這些數字早在前年已經有了。而且近年青年的數目下降,犯罪生態轉型,吸毒隱蔽化,網上數碼成癮也令不少人開始躲在家中,有許多學生不再上學,而SEN、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也愈來愈多。這反映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一個完整的青年政策,而正生這種寄宿學校,其實可以為學生製造出相對規律的生活,針對隱蔽與自我的問題需要,提供環境學習。我不覺得正生要被淘汰,反而更覺得正生應該走得更前,作為香港另一種教育選擇,作為一種清泉。」他說到一半,鐘聲響起,女孩魚貫列隊,排成幾行,突然低頭合十,她們在正生學會祈禱和感恩。

不是戒毒所 而是自然學校

以前公眾以為入讀正生的學生大多有嚴重的行為問題或吸毒習慣,外人把正生當成戒毒所,但陳兆焯認為正生是名副其實的學校,而正生早在年多之前,希望大力招收有隱蔽問題或是需要情緒支援的青年人,希望寄宿生活可以令這羣年輕人放下手機和鍵盤,在自然中學習,找到自己的自信,不再因社會環境而感到手足無措。

「昔日的青年問題可能與違規有關,可能是加入黑社會,可能是吸毒,但現在的青年慢慢變成隱蔽的個案,他們對未來無望,希望從社會中抽離出去。而且這一年因為疫情問題,學校停課,愈來愈多的人窩在家中,卻也因為疫情,我們要接觸家長相對而言困難重重,以前我們會安排一些日營給外面的學生來體驗一下正生的生活,今年也取消了。」

正生近年淡出社會的眼底下,直到再次資金緊絀,陳兆焯接二連三接受訪問,尋求救校方案,推廣助學計劃,才又回到社會目光之中。

school_07

「我這樣做並不單是為正生找活路,找資源,我希望我的報道出了,令社會重新想起正生,想起自己家裏的小孩,關心他們一下。這件事在我心中,並不是為了錢不得不又拋頭露面接受訪問—而是走出去,再讓社會看看我,看看正生,多思考目前青年教育的問題。」這一年,陳兆焯六十一歲,已屆退休年齡,有人問他為什麼仍在想正生的經營問題,而不想想自己的退休生活,讓人接他的棒。他說人不管幾歲,人生都是一天天在倒數,只是老的人更近一些罷了。

「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有九十歲命的話,那麼二〇二一年,我六十一歲這一年前方的路仍然很長啊!而且我常覺得現在外面的人看我便會想到正生,想到正生也會想起我,我和正生已經是相連的了。我想像到如果有天我退休,只要正生發生什麼事,我也總要出來,交代幾句。再加上,正生請校長和請老師一樣,都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在外面做看更也有下班時間,可以回家,但這裏不一樣。」這天,他穿著單薄的風衣,從女生的宿舍一路往山上走,一頭灰髮蒼蒼,體格外形卻仍然壯健年輕,壓根不像六十歲的人。他三十五歲離開常規學校的教學工作,加入正生,他自言當時已有退休之感。

「正生是我的第二份工作,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去想退休。因為在疫情之前,我兩個月就會辦一次講座,講座上許多父母都因管教子女感到困苦無助,我自己也是一位父親,現在兒子不在我身邊,我特別想如果我個仔需要人幫助的時候,我也希望有人會幫他。」陳兆焯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做下去,讓更多需要希望、機會和新生活的年輕人可在芝麻灣找到新的人生路。

school_08

無法出席兒子的畢業禮

他說到,去年兒子在英國大學醫學院畢業,他和太太因疫情無法前赴參加兒子的畢業禮。他視之為人生其中一個遺憾,知道兒子在當地醫院實習,走在抗疫前線,他在越洋電話的一頭問兒子怕不怕。兒子說,不怕,就像士兵不可以怕子彈。他掛下電話,心中一陣豁然,什麼都不怕了,因為孩子長大了。

最後,我們叫陳兆焯為新一年許個願,他在黑板上寫上「平安快樂」,攝影師叫他用紙巾擦掉,方便再取一個遠鏡,拍他寫字,我們叫陳兆焯再寫一次,寫什麼都好。他一筆復一筆寫成「陳以樂」三字,那是陳兆焯唯一的兒子的名字。

陳兆焯說,他把兒子當成自己其中一個學生,如今以樂成為一個有夢想又勇敢的人,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教好其他孩子,令他們都可以成為一個有夢想又勇敢的人。

此系列之延伸閱讀
返回系列
假如這一年不再被偷走
熱門搜尋
周耀輝 新聞自由 展覽 環保 食譜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21/01/school-cover-20210112090743-150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