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後詩人堅持留港寫作 以躁動的詩寫無法明言的荒誕現實 李顥謙:我的詩無法與香港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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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詩人堅持留港寫作 以躁動的詩寫無法明言的荒誕現實 李顥謙:我的詩無法與香港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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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年輕寫作者中,九十後詩人李顥謙一直專注在詩途上修行。讀他剛出版的首部詩集《夢或者無明》,被緊掐呼吸的詩句,躁動鬱結於低沉的字裏行間竄流,彷彿能想像眼前削瘦寒背的詩人長年負軛爬行。

他問,這個世代有誰不躁動?

從無法化解的家庭鬱結,到近年社會歷經翻天覆地的動蕩與蒼寂困頓,李顥謙無處可逃,也不願離開。於是在難以明說之時,他以晦澀的詩歌,覆裹幾層意象與隱喻,處理失語、愧疚和恐懼,盡力找尋與我城的真實連結。

「我的詩、以及我思考寫作這回事,是永遠無法和這個地方割離。」他說。

不願失去與香港最真實的連結

李顥謙十五歲開始寫詩,其時他身邊的同代人陸續發表作品、獲獎,他自知寫得未夠好,躲起來收埋自己繼續寫,但結集出書始終是他多年的心願。

他曾默願寫詩十年為滿就出書,到了二◯二◯年初,快將廿五歲的他有感作品未夠成熟。「我的作品比較躁動,如果只有情緒,沒有語言去做載體,是不值得結集出版。寫作的人在語言上要有一個標準,或者探討某個東西,才能給讀者看。」然而,事隔半年,他卻換了想法,決意出版詩集—更準確地說,是在香港出版詩集。

當時社會上開始討論離或留的去向,李顥謙亦不例外。自小怯於踏出舒適圈的他,向來清楚無法適應異地生活,但近年考慮到他與女友的未來,便萌生離港的念頭。一次他和石磬文化社長池荒懸提到這想法,對方問了一句:「如果你打算離開香港,會否出完書才走?」這問題縈繞於李顥謙的腦海,其實他自有答案:「假如我真的要離開這裏,有什麼要做,或者去到另一個地方就沒有機會做到呢?我覺得一定是出書。」

「出版詩集是我人生的一個to-do list。」除了他在外地出版機會渺小的實際考慮,更重要的是,他不願這本詩集不是在香港出版。

他指,自己的寫作在情緒和氛圍上,都和這幾年的香港環境很有關係。因此無論是詩集的出版,以及他本人,他都企求一種在場。「很客觀地說,如果一個人去了另一個地方,一定會斷了和這裏最真實的連結。如果我一旦斷了這個連結,而我要出去繼續寫,我是沒有資格去寫香港的,或者寫不出我曾感受到的情緒或是大家的狀態,就算想像都是很有局限。」

於是他整理詩作,趕緊遞交藝發局的資助申請,可惜未能獲批。與此同時,他也明瞭自己根本不願走,打消離港念頭。去年,他重新編改詩集結構和內容,再度申請資助,終於成功,交由石磬文化出版他首本詩集,其中超過一半作品,都寫於二◯一九年之後。

一九年後, 寫作變得不一樣

少年時,李顥謙寫作的躁動多是傷春悲秋,他笑言屬於某種文藝青年的調子,很自戀又沉溺。不過,他很早意識到自己寫作的母題是家庭。「每個人屋企遇到的問題都大同小異。其中我關注的是在同一個空間裏怎樣生活,或者大家都很躁動或情緒化,甚至有些執着和鬱結可能到死都無法化解。」在狹迫的居住空間,一家人的情緒和衝突形同困獸鬥。他自小寫不出溫暖親情的文章,連學校考試作文都無法作出來,「我無法強迫自己代入,不喜歡我家庭的模式,但我又做不出搬出去老死不相往來,我是很需要家庭的人。」

家庭在他生命中留下許多解不開的結,於是他透過寫作去排解,每每等至家人入睡的凌晨時分,才能於斗室中專注寫詩。他寫嫲嫲,在她傳統觀念下的管束和溺愛,自己無法在嫲嫲離世前見上最後一面,亦無法修補傷口的遺憾;他寫父親,尤其一九年兩父子爭吵不休,他甚至被父親趕出家門,在〈以父之名〉中他寫:「我收好籍貫/抄下每一次的憤恨與驚惶/投向虛無/如投向你」。

這些書寫令他不斷詰問:如此重複的徒勞窘頓會否令他無法抽離去思考寫作?坦露家庭和真實生活的種種,對自己和身邊人是否傷害?如果作品只有傾瀉的情緒,而欠缺語言形式的處理,又是否成熟的作品?他對文學創作總是抱持戒慎,「但有一樣更加重要,到了一九年之後,寫作這回事是不同了。」

從前,他寫作是想告訴別人自己在經歷什麼,渴求別人理解和關注。直至一九年以後,他發現這種單純讓人關心和肯定自己的寫作,是毫無意義的。「如果經歷了那麼多,所關心的仍是自己,作品只是收窄至這個範圍,我覺得是說不過去的事。」

整本詩集予人黑暗鬱結的氛圍,尤以輯一「墜」為甚,詩人在絕望壓迫的外部環境,覆上晦澀的語言意象,如〈四月與沉默〉以密集的隱喻寫社會上種種不自由、離散和疫症。「我不想有一個權力或審視框架,不想批判一件事,不是一種口號式的寫法。」

他對寫作逐漸清晰,同時卻深切體悟到:「其實當有事發生的時候,文學寫作是沒用的。」

他說失語所以寫作,在詩作〈手勢〉的「失語的詩人」,恍如自況。
他說失語所以寫作,在詩作〈手勢〉的「失語的詩人」,恍如自況。

旁觀苦難的懦弱和愧疚

對他來說,從家庭到社會都是無法逃離的捆綁鬱結,何其相似。他說,失語所以寫作,而寫作也一直失語。寫詩興許成了現實的逃循。

「可能是面對現在環境、或對很多事情感到愧疚的逃逸。」說到愧疚,他稍頓後,開始連綿不斷的自省:「現在我還可以在這裏說話,有機會走到這一步,出到本書,我覺得是很奢侈的狀態。點解係我啫?我仲可以做呢件事?就是因為我懦弱,才相對上能夠生活到,還有可以留下的空間。寫作人常常覺得,社會上發生事情就做什麼說什麼,但其實到有事發生的時候,文學寫作是沒用的。」

他的語氣激動,是看不過眼,亦是愧疚自責:「這兩三年經常想,身邊認識的人出事,我很關心他們,但關心有什麼用?都不知道對方遭受什麼,感受不到、經歷不到他們的痛苦。可能他們都沒能力去說什麼,正承受苦難的人怎會還有心力去同你講有幾痛苦。你只不過是想自己好過些而已。當時我開始明白這種心態,乜都做唔到,好軟弱,明明別人比你付出犧牲好多,卻講得冠冕堂皇或者把事情透過書寫作為你的談資。這是我到現在都很糾結的。」

即使身處同城,他知道書寫能怎樣進入受苦者的處境,依然很困難,限制重重。「因為經驗匱乏,只能靠想像去填補,但這是有局限,很容易有偏差,就好像現在我們想像烏克蘭,都一定會有偏差。」如今他無法再以很傳統的叙事式寫法,或者明確的結構、定位和語言去寫,只好轉由意象去表達難以言述的狀態,例如散文詩的扭轉和變異。

以散文詩的超現實 回應現實無明

關於散文詩的最簡單說法,是以散文分段形式寫詩,兼容兩種文體的美感。從李顥謙新作的書名《夢或者無明》中,自然知道他深受著名散文詩詩人商禽影響。商禽著有詩集《夢或者黎明》,以超現實主義的乾澀語言,營造荒誕扭曲,戲劇化的狀態。李顥謙初讀商禽的作品已經感到相當震懾,「他的詩極具穿刺性,有些意象空間可以充塞一些我想回應外在社會、但已無法明說的東西。」

新書的輯四「夢」全為散文詩, 其中〈七種無明〉獲第四十五屆青年文學獎優異獎。無明乃佛教術語,謂即煩惱。書名從「黎明」換成「無明」,李顥謙指,除了致敬商禽對他的啟發,也在於「夢」和「無明」兩者的虛浮,像書中有很多和夢相關的場景,他解釋:「現時在香港生活如此虛浮。可能一天睡醒,或日常中突然收到訊息,可能是來自新聞或朋友,都會有一種乍醒的感覺,像反覆出入夢境。」

相對前三輯的密集而晦澀的語言,他認為散文詩更易被人理解,「令一些不易解釋、深層的東西,都有一個理解的出口位。甚至我有些完全不讀文學的朋友都能進入作品,了解詩是什麼一回事。」

留下來的詩人

他坦言寫詩是很有限,本地詩人亦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他也承認寫作時有些考慮或修改,不能直寫。

但他相信今次成功出版詩集,對於在香港想繼續寫作的人來說也有意義,「有太多令人覺得做不下去的事發生。我嘗試做下去的意義是,在市場或文學圈,多一本詩集或出版物,它怎樣和周邊有協同或交流,藉此賦予一個空間,傳達多點想講的說話。」

「如果不去思考多點連結,好快會死,是冇嘢講、冇嘢發生的死。」於是他選擇做留下來的人,留在香港繼續寫詩。

PROFILE
李顥謙,九十後詩人,現修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碩士課程。曾獲青年文學獎獎項,作品散見於本地文學媒體。曾任香港電台社區廣播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主持,現合辦新詩平台「今晚See 詩先」。著有詩集《夢或者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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