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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垃圾桶

朱漢强專欄:減廢是對清潔工最佳的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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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2018
A street sweeper wears an umbrella hat to avoid the hot morning sun as she cleans the side of the road in Hong Kong, 12 July 2003. Street sweepers have been visibly out in full force since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May measures to clean up its filthy streets in a bid to eliminate the SARS virus that hit the city this past spring. AFP PHOTO/Richard A. BROOKS (Photo by RICHARD A. BROOKS / AFP)

拜訪台南市環保部門,發現當地清潔工並非每日收集家居垃圾,而是一周四次。問原因,官員答因為減廢做得不錯。我打趣道,清潔工其餘三天不是很閒?

先不說閒不閒,不過減廢工夫做得好,倒很確實。

2015年,台南人均每日垃圾製造量為0.9公斤,計算公式是回收量加上扔到堆填區(棄置量)的總和。同樣的製造量數據,在香港是2.15公斤,是人家約1.4倍。說來丟臉,我們即使減去人均回收量,剩下的垃圾棄置量也多達1.39公斤,比對方0.9公斤的製造量多五成多。

我舉的只是台南例子,還未說減廢做得更好的台北市。後者成績好,與垃圾按量收費政策攸關,該法實施一年,垃圾量大減23%。相比,香港這個資源大嘥鬼,垃圾多,政策又不到位,醜死怪。

如果香港減廢成績拍得上台灣,前線清潔工可減少一半的操勞,你說多好。

最近,聽到關注香港清潔工權益的組織反對廢物收費,聲稱非法棄置會加重清潔工壓力,又指廢物由生產商及企業製造,理應先向業者開刀。

將心比己,大家應關顧清潔工的辛勞,但我在想,台北、首爾等減廢成果最好的亞洲城市,難道沒有同樣的挑戰?以首爾為例,在1995年落實垃圾收費後,才逐步推出廚餘回收、生產者責任、堆填區廚餘禁令等配套政策;台北也是在2000年推出收費後,才有限塑政策、垃圾強制分類及廚餘回收。

要求生產商先做當然好,但在香港的情景,這樣的「你推我讓」,最有可能是誰也不用承擔責任,而最樂的就是污染者。反而,先落實收費,然後大家看着荷包縮水,自會更肉緊地要求推出減廢措施及配套,讓污者承擔更大的環保責任。

至於非法棄置,在法規實施初期一定會出現,即使台北、首爾也一樣,但與其斬腳趾避沙蟲,不如促請政府加強回收配套及監督。然而,光靠食環署和環保署督察執法難免有點乏力,我建議像台北和首爾那樣引入公眾舉報制度,集合更大的監督力量,同時成為支持清潔工的重要後盾。

政府擔心舉報可能會破壞鄰里關係,但這明明是違法行為,不對在先,檢舉是公民應有之義,就等如看到「墨魚車」在馬路狂噴黑煙、判頭在郊野非法堆個泥頭山、有人隨地吐痰,難道就坐視不理?

說回文首台南的故事,官員跟我說,餘下不用收垃圾的日子,有些清潔工要做其他潔淨服務,有些則落社區宣導減廢。這,是否較每日為城市勞累執手尾好?容我再說一遍,把減廢和監督做好,其實是對香港清潔工最好的關顧。

(本欄目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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