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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就在我的腳前 港產指揮家吳懷世進軍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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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樂團的成立,給予年輕音樂家提供發揮才華的空間和平台;不論樂師及管理團隊都是三十歲以下,為本地音樂界帶來新氣象。
馬勒樂團的成立,給予年輕音樂家提供發揮才華的空間和平台;不論樂師及管理團隊都是三十歲以下,為本地音樂界帶來新氣象。

如果用電影來比喻,吳懷世(Wilson)就是一個注定要當導演的男主角,故事大概是這樣開始的:從小在戲班子長大,當別的演員只顧練自己的對白,他卻會關心劇本怎麼寫、鏡頭怎麼放、燈光怎麼打、聲音怎麼收……把片場的大小事務都通通琢磨遍透,當導演的本領就是這樣日積月累得來的。在香港,當指揮恐怕比當導演更難出人頭地。Wilson從長笛手轉型當指揮,要覓一席之地,得另闢新徑。四年前他一手創辦馬勒樂團(Gustav Mahler Orchestra),自己擔任總指揮;四年後,不論其指揮及管理能力,抑或樂團的專業水平,皆有目共睹。他也衝出香港,獲亞洲首屈一指的韓國首爾愛樂樂團委任為副指揮。

父親是攝影師,吳懷世沒有繼承父業,陰差陽錯與音樂結不解之緣,卻同樣喜歡拿起相機;樂團的宣傳片,便是由他親自編導和剪接。導演拍片尚且可以one man band,但沒有樂手便沒有指揮。吳懷世的指揮路,從長笛手開始。

人生第一份工

首爾愛樂樂團是亞洲歷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樂團,成立七十餘年來,早前首次公開招聘副指揮(associate conductor)和助理指揮(assistant conductor)。「這是我人生第一份受薪的工作。」Wilson說。一紙聘書意義重大,他不但是首位港人出任此職,也打破了由韓國人壟斷多年的局面。

Wilson憶述見到招聘通告後膽粗粗報名的忐忑心情:「當時的審核都頗嚴格,由七個音樂界權威去評核,樂團百多個樂手也有份投票,他們的票是最難拿的。我覺得我最多做到助理指揮,他們竟然沒有請助理指揮而直接請我做副指揮,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指揮界競爭激烈,光靠才華不足以脫穎而出,他的對手也非泛泛之輩,要不是贏過國際大賽,就是在位的樂團指揮;能從一眾評審手上贏得信任票,他的過人之處,便是年僅廿九歲,就已創辦一個專業樂團,具備多年領導和管理樂團的經驗,「指得叻的人少,但也有人在,指得叻又有管理能力,還擁有一個發展中的樂團,只有我。」Wilson直言不諱。而他從長笛手轉型為指揮,僅僅四、五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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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年輕音樂家主理的樂團特別勇於創新,其中一場為人津津樂道的音樂會《星之祭Rite of Stars》,正是《星球大戰 》組曲和《春之祭》的結合。

夢想成真 先甜後苦

Wilson是吹長笛出身的,十一歲時聽到Kenny G演奏的《鐵達尼號》主題曲,深受感動,萌生對音樂的興趣,卻在父親誤導下錯認色士風為長笛。故事雖以美麗的誤會開始,但Wilson的確有過人的音樂天份和堅持,憑着出色的長笛演奏,中四轉入拔萃男書院,十六歳便考到全額獎學金,獲法國巴黎國家音樂學院取錄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之後再在巴黎高等音樂師範學院及瑞士洛桑高等音樂學院深造,長笛事業可謂一帆風順。

轉捩點是2013年,尚有一年才畢業的他,獲香港藝術節邀請舉辦長笛獨奏會,是四十四年來首個由香港本土管樂演奏家演出的獨奏會,「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在三十歲前在香港藝術節有獨奏會,我廿三歲就有這件事發生,非常開心。」音樂會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曲終人散,Wilson卻驚覺夢想成真也不外如是,「我情緒低落了差不多成個月,之後我就開始明白,我一直的calling就是指揮,只是不敢去fulfil。」

就算吹得一口好長笛,也無法蓋過他不自覺展現的指揮恩賜。「葉伯伯(葉惠康,即葉詠詩父親)是第一個發現我有指揮天份的人,小時候他就讓我指揮過其兒童交響樂團,他覺得我是一個指揮,但當時我不相信。」在拔萃管絃樂團時,音樂老師鄭sir和同學黃家正一直鼓勵他做指揮,瑞士的長笛老師也說他有隻指揮的手,他卻聽而不聞,「因為指揮真的好難、好難。香港有幾多指揮的位?兩個,香港管弦樂團和香港小交響樂團。指揮無得教,長笛有得教,成件事不太可行……」

獨奏會後的低潮,逼使他重新規劃人生:「吹長笛可以好安穩,但我很想做一個例子,告訴其他人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只要你想。」Wilson立下決心當指揮,而且是一個把音樂和社會連繫起來的指揮,「究竟一個人聽音樂會有什麼得着?我成日思考這些問題,一個吹長笛的人是不會想這些問題的。」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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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畢業回港後,他和志同道合的黃家正成立了音樂平台Music Lab,分別擔任總指揮及藝術總監。在樂團長大,Wilson從小就特別關心樂團事務,「Music Lab的時候累積了很多經驗,大事到小事都要自己做,要經歷過才知道點樣去做。做指揮等於做一間公司的老闆,不可以靠讀書學來,做完最底層的工作之後,你才懂怎麼做老闆。」指揮背後有大量繁複的事務,從安排排練、協調樂師、編排樂曲,到租借樂器、預訂場地、物流運輸,還有設計海報、節目宣傳、票務推廣……台上一分鐘,台下不知多少工夫。「我從一個樂團團員開始,知道有什麼雜務要做,最後才成為一個指揮。」

不過,Music Lab主打規模較小的室內樂(chamber music),「但我始終想做一個樂團指揮,所以我便出來成立樂團。」他厚着臉皮,靠朋友、靠人情、靠人脈,四圍宣講想成立新樂團的想法,結果一呼百應,成功集合近百本地青年樂手一起成立「馬勒樂團」。「五年前,我已見到有一班音樂家準備回港發展,究竟他們回來後有工作嗎?香港管弦樂團或小交響曲樂團能容納到他們嗎?不行。所以他們需要一個地方。」由8、90後的專業樂手組成的馬勒樂團,運作至今,愈趨成熟,光是今年便舉了約三十場音樂會,可謂有聲有色。

Wilson在管理樂團的同時,也在柏林藝術大學和蘇格蘭皇家音樂學院進修指揮,又四出參加指揮比賽,就像空中飛人般穿梭各地;要平衡樂團事務和個人發展,靠的正是自律和專注,「當你站到台上,你每浪費一分鐘,便是浪費其他人的一分鐘,有這股壓力,我永遠都要準備好自己。」他笑言最享受的便是坐長途機時與世界隔絕的感覺,可以專心鑽研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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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樂團的首張CD,收錄了馬勒的第一交響曲《巨人》。

香港勝在無包袱

「我們這一代比較幸運,容易去到外國讀書。」擴闊了眼界再回到香港,才發現香港的音樂土壤,也有特別的養分;論歷史不及歐洲遠源流長,論氣氛不及日韓濃厚,香港有的是自由。「香港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城市,令許多事情都有可能發生。」Wilson指的是馬勒樂圑獨有的「無邊界音樂家(the Musicians without Borders)」表演,「有這個概念,是我想起小時候是怎樣喜歡上樂團,就是我坐得跟樂團很近,他們就在我的腳前。」因此他特意安排樂手和觀眾梅花間竹地坐在一起,從而拉近彼此隔離。

「這件事換了在德國,不是說做不到,我能夠想像到有多難去說服別人,因為反正都賣到飛,為何還要開拓新形式,但香港的觀眾可以接受out of the box的想法。」此外,在歐洲當指揮,他說上台前腦海想裏盤旋的,便是「我的貝多芬夠不夠貝多芬」、「莫扎特夠不夠莫扎特」或「西貝流士夠不夠西貝流士」,「香港人不需要想這些問題,因為沒有人會批判你的貝多芬夠不夠貝多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Do I really give something to the audience?」

指揮的身份,讓他把自己鍾愛的音樂帶到更遠的地方,給更多人聽見,「就像我做了個蛋糕,我覺得這是全世界最好的蛋糕,而我想分享,就是如此簡單。」他常強調,音樂不是用來演奏,而是聆聽,「所以你去聽已經好好。」他對着對古典音樂一竅不通的記者說。

誰說古典音樂會一定要在音樂廳進行?馬勒樂團常在藝穗會舉辦「無邊界音樂家」音樂會,場地非但沒有造成限制,反而令古典音樂更加平易近人。而在早前在陳麗玲畫廊舉行的Pop-up Symphonic Artbar音樂會,便打開音樂大門傳到街上,吸引途人駐足欣賞。
誰說古典音樂會一定要在音樂廳進行?馬勒樂團常在藝穗會舉辦「無邊界音樂家」音樂會,場地非但沒有造成限制,反而令古典音樂更加平易近人。而在早前在陳麗玲畫廊舉行的Pop-up Symphonic Artbar音樂會,便打開音樂大門傳到街上,吸引途人駐足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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