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工】學者潘毅:新一代工人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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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工】學者潘毅:新一代工人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

「新時代的女工更有自主性,例如婚姻更加自主、生活更加豐富多元,自我意識更強,不像上一代女工傳統保守,然而談到家庭、生育以及未來工作,仍然面臨着相同的困境。」深圳某社會服務組織(不便透露機構名稱)女工小組負責人童菲菲表示,女工除了面臨所有農民工也面臨的高強度勞動、低工資、工作環境惡劣、缺少社會保障等問題,還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普遍教育程度低,只能做收入較低的工作崗位;回家照料孩子還是在外打工,常令 她們陷入兩難的處境。

富士康周邊房租今年又漲租,一房一廳房租大約八百至一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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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需要的支持首先仍然是經濟利益方面的,現在的工資太微薄,工作條件還是太不友善,但這個需要靠整個農民工羣體的推動,而不是女工自身。其次,女工需要提升性別意識去應對性騷擾、家暴, 還有家務分工、婚姻與生育自主等問題。 最後,女工要建立互相支持的網絡,比如有媽媽就提出過要共同養育孩子,建立託兒互助網絡,這樣就可以把老家的孩子接到城市團圓了。」童菲菲分析。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研究中國勞工問題二十餘年。她觀察到, 新生代女工的工資、勞動環境、工時長等客觀條件有所改善,女工比上一代更敢於發聲,更自信公開講自己的故事。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

然而,她指出,今天農民工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很多新生代女工自從離開家門那一刻,就沒有計劃要像其父母輩那樣回到家鄉做農民,她們踏上的是一條進城打工的單行道,想要在城市生活的欲望又比上一代更加強烈,然而身份認同出現了危機: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農村人─因農村收入太低、沒有保障,跑到城市打工,青春耗盡時,城市很難容納他們,但回農村又因土地流失難以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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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分析,珠三角工人階級反抗意識、權益意識更強。但自從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維權集體行動、勞工NGO的打壓,反而令工人更加無助。潘毅擔憂的是,上一代的女工以「尖叫」來抗爭,如果新一代女工長期身處非人性化的操控和挫敗中,她們會不會被逼入絕境,最終以傷害自己的方法來控訴?

「不要忘記,香港工業轉移大陸之後,港商也有份參與剝削農民工的血汗;反觀自身, 香港的基層勞動力轉移到了零售業、房地產、 旅遊業、服務業,也是一個個無形的工廠。因此,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基層勞動者的苦難是相同的。」

新時代的女工生活更加豐富多元,女工在學做壽司,做完立即拍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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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選自《明周》2476期封面故事《我是女工》。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女性議題報導獎」」(Honorable M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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