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政治偶像的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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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政治偶像的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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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2019

社會運動是「造神」的上佳場域,即便是平凡無奇的素人,只要展示領導能力與智慧,也能搖身一變成為眾人的偶像。不過,領導者(俗稱「大台」)與羣眾之間的鴻溝,往往造成巨大的分歧,也讓人反思領導者的角色與位置。台灣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下簡稱《我們》),對焦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的起伏經歷,並以另一位在台留學的陸生蔡博藝作對照,描劃出一代政治參與的青年面貌,同時對「政治代理人」的想像作出深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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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人物反思自身

去年《我們》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在台上的得獎感言涉及台獨爭議,引發軒然大波,也導致中國政府禁止大陸影人出席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導演的敢言獨行,也見諸作品之中。《我們》的拍攝手法並非依循傳統的紀錄片方式─只緊緊跟隨兩位人物,拍攝「大頭訪問」(head shots);而是通過自身的詰問出發,拍攝導演與二人之間的關係,也從而深思青年政治實踐的可能。

影片開首回顧了八九六四─另一場由青年領導的學運,也影響了兩岸三地的年輕世代,相繼投身社會運動之中,追尋理想。導演偶然認識了還未走紅的陳為廷與蔡博藝,也受二人的行動與想法打動,於是提起攝影機,拍攝他們,一拍便數載。陳為廷性格衝動,早在太陽花學運前已參與不同議題的運動,也不畏警察機關的防線,可謂屬於「勇武派」。影片也捕祝了他較私密的一面─他自小父母離世,在社會運動的羣體中尋覓連結與安慰,也不時在鏡頭前流露出幽默與天真的性情。

另一邊廂,蔡博藝則以寫作成名,通過書寫在台灣的社會政治觀察,成為中台兩地的紅人,及後更將文章結集成書。她亦同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後來更參選學生會,更直接地接受政治洗禮。

有趣的是,影片不單見證了二人的波折經歷與心理轉化,也通過導演的旁白自述,道出她如何受二人啟發與影響,也折射了自身的改變。好像她直言原來對社會運動抱持陌生之感,難以融入,後來因二人之故而逐漸打開心扉,帶着攝影機深入運動的場域。

我們只靠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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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採用的形式獨特,充滿自省的聲音,也折射了複雜的主題,與多樣的層次。除了導演的政治啟蒙與自白外,還有二人各走迥異的政治光譜,也是片中難得的選材位置。陳為廷屬於台灣的「獨派」,以台灣人作為身份認同;對於中國,他認為是反抗的對象。相反,蔡博藝是陸生,她並未在片中透露對於「台獨」及中國的太多想法,態度曖昧未明。因此片中一些場口,正是二人的分歧之處。好像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不少參與者將攻擊對象投向大陸人。蔡博藝雖參與運動,但也坦言對於如此言論感到失望。

二人後來因各自的經歷而走紅,也旋即殞落,在社運圈中逐漸退場。影片至後段,導演邀請二人觀看過去幾年的影像,也嘗試叩問二人的轉變。事實上,不論是導演的政治理想,或是以紀錄片拍攝作為實踐,也不期然地寄託在二人身上。因此,當二人的生命軌迹改變了,導演原來的想像也同時落空,這亦反映了我們對於政治代理人的投靠與倚賴。早在太陽花學運的段落中,我們目擊了陳為廷從普通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搖身成為政治明星;但同時面對突如其來的轉折。他變成了運動的「大台」,接續的會議代替了行動,其一舉一動也經過規劃與計算。大台以外的參與者也對決策過程不明所以,深埋了裂痕。影片終段,導演終於明瞭這羣參與者的憤怒,也釋放了對二人綁架般的政治投射,最後還是「自己國家自己救」。

影片最後展示了歷來的政治領袖頭像,但終結在一位被蒙上眼的無名少年臉上。政治代理人終究是虛幻的,改變行動的仍是個體,繼而聚合成羣眾的力量。

作者簡介

蔡倩怡,影像研究者。前《號外》、《明周》文化版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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