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紀念專題】梁譽齡:張愛玲小說的美術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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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一百年

【張愛玲紀念專題】梁譽齡:張愛玲小說的美術設定

03.08.2020
梁譽齡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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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前言:談起張愛玲,我們會想起她一生曲折的際遇,斐然的文采才情,以及愛恨交織的戀愛韻事;也會想起她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每個萬轉千迴、緣起緣滅的故事。她看過城市的華美與悲哀,見盡時代的浮華頹唐,她以辛辣冷峻、細膩深長的筆調,道盡人世間各種蒼涼惆悵。今年是張愛玲百歲冥誕,如今我們再翻閱經典,無論愛情觀、美學品味,以及女性書寫,都是更堪細味。(黃靜美智子策劃)

本來只打算把衣服陳列出來,做一個回顧展,就好像在片場或劇場後台收起演員考究的行頭,逐件分門別類送去倉庫保存,他日掛成一行再展示出來。分類方法有:按顏色,最容易;按性別,更容易;按款式,頗雜亂;按劇情,即是角色的性格與命運,難度太高。

整理途中,在寶藍果綠桃紅雪青鵝黃醬紫銀白鴿灰之間,在旗袍線衫短袴褶裙長襖夾袍絨衫綢裙之間,發現一件不屬於任何角色的衣服,就由這件衣服說起。

停戰後,《傾城之戀》范柳原白流蘇徒步離開淺水灣,經過了黃土崖、紅土崖、淡白的海、淡藍的天,返回巴丙頓道的住所,發現家門虛掩,裏面一片凌亂,白流蘇在「綾羅綢緞的洪流裏」撿起一件「蜜合色襯絨旗袍」,但「滿是賤價香水氣味」。

旗袍不是白流蘇的。為什麼這件無人認領、無關痛養的垃圾,需要是蜜合色?可能性大概有三個:

一,蜜合色襯絨旗袍以當時的時尚來說是俗氣的,白流蘇不會穿。或張愛玲個人認為是俗氣的,而穿蜜合色旗袍的人,是必然會塗賤價香水的。

二,蜜合色襯絨旗袍在張愛玲的生命中真有其衫,可能是屬於一個她不喜歡的人,這句話更可能是寫給她看的,是一個小報復。例如《愛憎表》提到,兒時某次搬家後父親賀新居入伙請客,到訪入座的都是繼母的小姊妹們,梳着橫S髻,「面貌極平常」,「大都是蜜合色短襖」。

三,蜜合色,出自煉蜜製藥,有說是淺黃的白,有說是微黃而帶紅,《紅樓夢》信奉封建禮教的薛寶釵就穿蜜合色棉襖,但民間認為蜜合帶「親密和合」之意;而《金瓶梅》西門慶的潘金蓮和李瓶兒,日常就穿密合色紗挑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就比較符合劇情:白流蘇「又發現了許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破雜誌、開了蓋的罐頭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殘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這屋子裏駐過兵麼?——帶有女人的英國兵?」

考究,不一定是讚美。

白流蘇自己穿什麼呢?白蟬翼紗旗袍。配蚊香的綠烟。除此之外,就一把粉紅地子石綠荷葉圖案的油紙傘,以及一對沒有繡完的繡花拖鞋;竟然着墨不多,從一而終似的。

相比之下,服裝費都花在女配角薩黑荑妮身上,每次出場都明細列舉:玄色輕紗氅、V形領口金魚黃緊身長衣、銀絲堆花鑲滾鵝黃披肩、青布棉袍、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印度式桃紅皺襇窄腳袴。而早前另一個香港傳奇葛薇龍,「在衣櫥裏一混就混了兩三個月」。

不過最重要,白流蘇還有一件雨衣,一件「綠色玻璃雨衣」,綠色玻璃即染色透明膠,范柳原認為像一隻「藥瓶」,當年的玻璃瓶普遍是綠色的,而瓶中人白流蘇就是醫治范柳原的藥。當范柳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上說「你就是醫我的藥」後,穿綠衣的白流蘇「紅了臉」。紅綠是張愛玲的主題色,老是常出現,在這個情況,你不禁懷疑,她是否知道自己將會臉紅才選穿綠衣應約,才可以顯得自己更臉紅——相比其餘作品中紅綠的運用,這短短一句,是張愛玲美學最完美的示範,彷彿渾然天成。有一次張愛玲回憶兒時某個畫面:「穿着白地小紅桃子紗短衫,紅褲子,坐在板櫈上,喝完滿滿一碗淡綠色,澀而微甜的六一散。」

而「紅了臉」後,白流蘇又「白了他一眼」。對顏色敏感的作者來說,白眼,亦可能是白色的。白色是顏色以外的顏色。像零。像無。像清醒的,置身事外的。白流蘇的白眼嘗試把淺水灣「紅得不可收拾」的野火花、把維多利亞港的海水上「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把火辣辣的誇張的城市:香港,都一一擋住和抵消。不知當時綠色玻璃雨衣下是否又穿白蟬翼紗旗袍,不過,白流蘇,姓白,白,大概是她的本質,出淤泥而不染。

後來《年青的時候》的汝良信那件象徵西方科學的醫生白外套,也象徵保持距離,置身事外:「做醫生的穿上了那件潔無纖塵的白外套,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聽紹興戲的母親、庸脂俗粉的姊姊,全都無法近身了。」

張愛玲自己穿衣服,背後會有複雜的心理和陰影:成長期間某年母親回國那天,張愛玲特意穿「最俏皮的小紅襖」去迎接,母親卻無心批評了一句,自此「一切都不同了」。溫暖而快樂的紅色成為陰影,更自虐地把繼母穿剩的一件「碎牛肉」顏色的黯紅薄棉袍穿不完地穿,縱使自我感覺「像渾身都生了凍瘡」。

對於張愛玲,紅,本來是一個珍貴的顏色。

八歲到上海,住很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板壁,「對於我……有一種緊緊的硃紅的快樂。」臥室牆壁,她選擇塗橙紅色,畫圖畫也畫紅色的牆,因為「溫暖而親近」。某次去小菜場買菜,遇上一個抱在手裏的小孩,「穿着桃紅假嗶嘰的棉袍,那珍貴的顏色在一冬日積月累的黑膩污穢裏真是雙手捧出來的,看了叫人心痛,穿髒了也還是污泥裏的蓮花。」

相對地,「一切都不同了」後,森森細細、濃稠得令人窒息的藍綠色從此成為她刻意迷戀的「故鄉」——她母親的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於是第一本作品集《傳奇》的封面是藍綠色,藍綠裏藏着她前半生的整個世界。

後來去香港,得了兩個獎學金,就「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後來寫小說,角色的服飾都度身訂造,顏色得到了解放。有時候,服飾成為小角色的簡介。「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着的一種袖珍戲劇。」再後來,創意一發不可收拾,嚷着要開時裝店,要為各式各樣的路人甲乙丙丁配戲服。

且看在張愛玲的小說裏,什麼人穿什麼紅色?

《金鎖記》曹七巧出場穿銀紅衫子,葱白線香滾。

《心經》許小寒穿花洋紗袍子,底子紅如朱漆;同學段綾卿穿櫻桃紅鴨皮旗袍。

《留情》楊太太有一件玫瑰紅絨線衫。

《玻璃瓦》琤琤發現丈夫有外遇後穿大紅色絨線衫。

《第二爐香》黑沉沉的寡婦蜜秋兒太太嫁女當日破例穿棗紅色。

《連環套》黑色的霓喜被養母賣掉時穿大紅十樣錦平底鞋,鞋尖上扣繡鸚鵡摘桃;易名賽姆生太太後又穿朱紅皮拖鞋。

《等》童太太的孫囝穿大紅絨線衫。

《怨女》銀娣看着一件玫瑰紅綢夾袍就想起自己。

《第一爐香》十三歲的灣仔雛妓穿大紅細褶綢裙(襯青蓮色薄呢短外套)。

《半生緣》顧曼楨初遇沈世鈞,戴着紅絨線手套(襯淡灰色舊羊皮大衣),「手套襯在臉上,顯得臉色很蒼白」;兩人第一次單獨吃飯,小館子老闆娘在旁織一件大紅絨線衫。

中國人大喜日子當然穿紅,各有個性和背景、時尚或封建,例如《怨女》銀娣那種,民國後已廢除:

《鴻鸞禧》玉清行禮穿玫瑰紅旗袍、玫瑰紅平金花鞋。

《半生緣》翠芝與世鈞「一言為定」當日,穿深紅燈芯絨短袖夾袍。喜宴晚上,穿大紅絲絨窄袖旗袍,上面罩大紅絲絨小坎肩。

《怨女》銀娣穿大紅百褶裙,每一褶夾着根裙帶,弔着個小金鈴鐺。銀娣兒子玉熹的元配芝壽穿大紅繡花細腰短襖長裙,玉熹的小妾冬梅穿大紅緞子滾邊花綢旗袍。

《怨女》老太爺六十歲陰壽,三位媳婦都穿大紅裙子,都配緊身長襖,分別是一件青蓮色,一件湖色,一件杏子紅。箇中奧妙,擇日再想。

張愛玲有一次提起她喜歡的張恨水,說他的品味是一般人的品味,喜歡女人就簡簡單單穿件藍布罩衫,但罩衫下要微微露出紅綢旗袍,老實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願。」《半生緣》沈世鈞有次躺在蘋果綠的房間,姨太太晚上跑進來噓寒問暖無數遍,旗袍上扣沒扣好,露出裏面的紅絲格子紡短衫。「世鈞簡直不敢朝她看……她也許想製造一個機會,好誣賴他調戲她。」

改朝換代後,文明由一個盡頭走到另一個盡頭,紅色有了另一種意義。一九五四年《赤地之戀》的紅色道具和意象,就變成東方紅、紅星燈、奪紅旗、紅軍歌、掘紅薯,以及「對街的霓虹燈從那蒸氣裏隱隱透過來,成為慘紅與慘綠的昏霧。窗簾桿上掛着一隻衣架……衣架上陳着一條淡紅色的絲質三角褲……這似乎是一種肉慾的旗幟,高高地掛在那裏。」

諷刺地,十一年前張愛玲才寫過:「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甚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赤地之戀》後的作品,分別是《怨女》和《半生緣》,都是舊作改寫,一古裝一時裝,精神上重返細緻與高雅,畢竟畫餅充飢比憶苦思甜更有尊嚴。《小團圓》有一句:「對色彩無饜的慾望這才滿足了。」

《傳奇》初版三年後出増訂本,新増六篇,略過同期三篇,封面由一整塊藍綠色轉成紅綠色對照的時裝人大戰古裝人,象徵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層次昇華了,圓善了。

作者:梁譽齡,美藝畫報社社長。業餘研究香港歷史及舊書舊物。主修藝術,以繪畫、攝影及音樂創作。曾從事平面設計、家具設計及採購、撰寫樂評。著作有小說《來到了最後》;編著有《雨傘見聞錄》;近年整理及主編「丘世文全集」。

梁譽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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