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體捐贈】大體老師的遺願:寧願你在我親人身上落錯刀,總好過將來在其他病人身上落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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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捐贈】大體老師的遺願:寧願你在我親人身上落錯刀,總好過將來在其他病人身上落錯刀

十年前,馮敏瑜第一次確診患上子宮頸癌。五年後,醫生表示她已完全康復,不用覆診。意想不到的是,三年前的一次身體檢查發現癌症復發。「我的第一個問題係:點解返嚟搵我呢?Why me?」年過五十的馮敏瑜說。為了逃避負面思緒,馮敏瑜一度選擇填滿自己的行事曆。「因為每當我靜下來就會思考負面的事情,我會感到憤怒,覺得自己連累家人;又會感到不忿,因為未能見到兒子畢業。我責問上天,為什麼給我這麼好的丈夫和家庭,又要這麼早來奪走我的健康?」三年下來,馮敏瑜穿梭於化療與電療之間,開始慢慢接受事實。

馮敏瑜即場為我們示範了幾種不同的頭巾戴法,看上去真的像一個「潮媽」。
馮敏瑜即場為我們示範了幾種不同的頭巾戴法,看上去真的像一個「潮媽」。

身後事 事先張揚

丈夫曾說:「我們在一起已經三十年,這條路我會陪着你走。」馮敏瑜憶述時也不免動容。「與你們相比,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但我仍然希望覺得自己『係得㗎』,我不希望因為這個病而不能做一個稱職的媽媽和太太。」即使進行化療時會掉光頭髮,馮敏瑜依然維持正常生活。就算要去學校的家長日,她也有辦法打扮得漂漂亮亮。「化療時我最喜歡戴絲巾,一來可遮掩脫髮,二來似是走在潮流尖端,又可以襯衫,還試過有人在街上問我絲巾在哪裏買呢。」去年10月,馮敏瑜還開始學鋼琴,每當她進行化療時,鋼琴就是她的良藥。「除了彈琴,我還會畫畫。我不喜歡像一個病人般躺在牀上,這些娛樂令我覺得自己仍在享受生命,有動力活下去。」

馮敏瑜本來從事資產管理,習慣事事都要有規劃。當她知道患上末期癌症時,她首先是重新檢視一次遺囑。「除了分配資產,我又為家中物品列了一個清單,我怕丈夫將來不懂得打電話請人維修。這些事情看上去好像有點無謂,但我覺得很重要。我也將葬禮的安排一一告訴丈夫,我希望可以在場內展示我的畫作,背景的音樂就是我的琴聲。準備好一切之後,我也開心了一點。」

捐贈遺體為醫學作出貢獻

馮敏瑜第一次接觸到遺體捐贈,是因為她無意中收看了一個電視節目。本來她就登記了器官捐贈,想不到連遺體也有用處,於是二話不說,額外登記捐贈遺體。馮敏瑜的姪女馮子珊在香港大學醫學院讀書,馮敏瑜就順理成章向她請教捐贈遺體的方法。「那次姑媽到訪,我剛好在溫習。一打開房門出去,她就跟我說要做『大體老師』,我第一個反應是『吓?咩話?』還勸姑媽重新考慮。」馮子珊笑說。當時馮子珊仍然是二年級的醫科生,剛好第一年上解剖課。「在我眼中,『大體老師』依然是一個人,我擔心自己會落錯刀。但是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陳立基,曾邀請『大體老師』的親屬與我們分享,有一句話我十分記得──『我寧願你在我親人身上落錯刀,總好過將來在其他病人身上落錯刀。』這番說話令我相當感動。」

馮子珊今年升讀醫科三年級,去年上完解剖課之後,她更肯定自己要做一個好醫生。
馮子珊今年升讀醫科三年級,去年上完解剖課之後,她更肯定自己要做一個好醫生。

馮敏瑜其實也是抱着同樣的想法,才決定成為大體老師。「人生很短,應該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既然可以物盡其用幫到人,又可以另一方式延續生命,why not?」馮敏瑜患上的腺癌是比較罕有的癌症,她希望利用自己的身體,幫助醫學研究。不過這份心意,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明白,馮敏瑜身邊的朋友都不大贊成,還說「換轉是我就不會捐」、「怎知道割完之後還剩下多少火化」。 馮子珊在旁急忙澄清說:「其實每個醫學生都是抱着十分尊敬的心態上課,每次都會預習。即使劃開了大體老師的皮膚,無論是多細小的肌肉,我們都會放回大體老師專屬的儲存盆,完成一年的課程後也會替大體老師縫針才送去火化。」

手碰手 溫度的交流

馮子珊只有20歲,但已經歷過親人離世。最後一次解剖課,她要解剖「大體老師」的手,回想當日情景,她忽然感從中來。「我記得之前我捉着親人的手道別,那隻手還有體溫,可是最後一堂課,需要解剖老師的手,大體老師的手卻是冰冷僵硬。那一刻,我心裏百感交集,一方面很感激大體老師無私奉獻,另一方面我又不忍心劃開他的手去觀察裏面的結構。不過,經過這一課,我更肯定自己要做一個好醫生。」

與死亡近距離接觸後,馮敏瑜認為死亡本身並不恐怖,她反而比較怕痛,更想過將來到最辛苦的時候,前往瑞士安樂死,馮敏瑜還笑說到時會提醒丈夫將遺體運回香港大學。「當一個人病到無藥可醫的時候,為何還要病人承受那種痛楚?我接受到安樂死。」

撒骨灰於「大體老師紀念壁」

馮敏瑜排除禁忌,登記成為「準大體老師」,另一邊廂,還有一位已經退役的老師。

大哥William去世後,Irene、Simon、阿Mo和 Lina按William的意願,將他的遺體捐贈給香港大學做研究。今年8月,William的「教學生涯」完結,四兄弟姊妹取回骨灰,在將軍澳紀念花園的「大體老師紀念壁」附近撒灰,了結一件心事。「原來骨灰都幾大粒。」一家人有講有笑地聊天。

今日雖然看似輕鬆自在,但是在William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一家人並不好過。William在2010年已經開始洗腎,在2014年又患上肺癌,2015年做完最後一次「通波仔」手術之後就開始臥牀。到最後半年,他已難以照顧自己。即使與母親同住,但年邁的母親沒有足夠心力照顧他。「William在母親家中住了兩星期,我們稱之為黑暗時期。」生活上不能自理的他當時極度依賴母親,母親連下樓吃飯也會被電召回家。幾姊弟雖然負責輪流照顧,但是人人都有正職,深知長此下去亦非良策。最後唯有將他送去老人院,至少有看護幫忙照顧。

四姊弟妹再次因為大哥William在紀念壁相聚,這一次大家都有講有笑。
四姊弟妹再次因為大哥William在紀念壁相聚,這一次大家都有講有笑。

感激醫院 決意死後獻出大體

William說過:「人人都要死,我不怕死,最緊要唔好痛。」他已準備好接受死亡,為免麻煩到家人,一早安排好身後事。William在生時經常說自己受過廣華醫院許多恩惠,死後一定要為醫學出一分力。「他說笑表示自己的身體如此多病痛,一定很有研究價值。他希望成為大體老師,一來可以幫人,二來大學會幫忙火化,不用麻煩到家人。」由於母親堅持要進行法事,幾兄弟姊妹也安排了簡單的儀式。完成後就直接將棺木送上靈車,只不過目的地由平日的墳場,改為香港大學的醫學院。最後William亦如願成為專科醫生上課用的老師,協助他們學習新技術。

今年8月,William正式「退役」,一家人領回骨灰後,前往紀念花園撒灰。「當日氣氛很愉快,我們在紀念碑前將蘋果以『品字形』排列,我們問William有否收到花,話音剛落,最上面的蘋果就滾了下來,相信他已經收到我們的心意。」

截至2016年9月,共有224,072人登記捐贈器官。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的遺體捐贈計劃,共有2萬多人登記。在2015年,每百萬港人之中,只有5.8人死後捐出器官,屬於世界上最低的比率之一。有調查顯示,人們不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主要原因是「死後要保留全屍」以及「害怕/有恐懼感」。為何要保留全屍?為什麼會害怕?

香港2015年的死亡人數是46,100人,每1,000人就有6.3人登記死亡,死亡其實距離我們不遠。受訪者之中,有人接受過器官移植,有人是捐贈器官的親屬,有「準大體老師」的末期癌症病人,也有已經完成「大體老師」教學使命的遺體捐贈者家屬,還有資深的生死教育工作者。他們都曾經走在生死邊緣,「接受到死亡,才能面對到人生」,這是他們與死神交手後的總結。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換個角度看,其實是「未知死,焉知生?」要死得好,也許先要活得好。蔡瀾說:「許多人害怕死亡,因為他們未曾真正活過。」當我們探問人生的意義時,先要問自己:「我接受到死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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