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之後 社區參與性成為保育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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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的迷思

開幕之後 社區參與性成為保育指標

12.09.2019
匡翹,葉秀雯
周耀恩梁俊棋,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大館開幕一年多,入場人次達三百多萬,比預期高出三倍,「大館的確訂立了一個新的標準,尤其是社區參與這一方面,這是活化項目開放給公眾之後,最需要推動的一個方向。」大館文物工作小組主席李浩然,從香港賽馬會接手前中區警署建築開始,就負責籌備工作小組,與歷史學家、前警務處長、區議員等人組成工作小組,為大館的建築保育工程給予意見,及為文物活動訂立方計。「活化不是什麼都保留及回復原貌,還要考慮建築物的日後用途,大館要變成文化藝術地標,就算歷史展覽都係次要,能夠反映民生、讓本地人都能參與展覽活動,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才最重要。」

賽馬會立方及賽馬會藝方的鋁磚每塊的角度不一,在每天不同的日照時間裏,都讓建築物的光影有細微的變化。
賽馬會立方及賽馬會藝方的鋁磚每塊的角度不一,在每天不同的日照時間裏,都讓建築物的光影有細微的變化。

香港唯一 跨時代的建築

大館前身是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整個建築羣歷史追溯至1841年,直到最新興建的兩座藝術展覽館,橫跨了香港開埠初期到回歸時代,對香港來說意義重大。「大館的建築特色可以簡單分為五個時代,開埠初期的維多利亞時代、二十世紀初的愛德華時代、戰前的摩登時代、戰後的現代主義和回歸後的時代,是香港唯一一座建築羣能夠跨越多年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最早期興建的是大館營房及部分監倉,典型十九世紀英國軍營設計,當時香港社局不穩,人口急劇上升,治安問題嚴重,為了增建囚室,便興建以實用為主的建築,集結警署、裁判司署及監獄的功能,因此建築風格一切從簡,沒有多餘裝飾。

談及原真性,這個空間的牆身復修前有油漆覆蓋,但復修時發現底層藏有油畫,便剷走油漆盡量保留原作,保育人員估計這裏曾是教堂。
談及原真性,這個空間的牆身復修前有油漆覆蓋,但復修時發現底層藏有油畫,便剷走油漆盡量保留原作,保育人員估計這裏曾是教堂。

到了二十世紀初愛德華七世上任時,香港經濟逐步上揚,警察總部大樓及重建的中央裁判司署,均以安妮女王復興風格興建,是愛德華時代的建築特色,立面以柱廊式設計,紅磚白間,內裏地板鋪上花紋階磚,更顯莊嚴。到了二戰前後的摩登建築風格,像F倉等,建築物特色趨向現代化,功能和用途逐漸轉變,「整個中區警署的建築羣都在細節裏顯示香港歷史的連貫性,而且位於中環的商業中心,能夠保育下來及活化成藝術場所實屬難得。」他指出香港多年來過度向商業發展傾斜,只集中樓市發展,「香港人以為沒有物業發展就會拖跨經濟,這是錯誤的思維,好像倫敦、巴黎、京都等城市,新舊建築融合,社會發展多元化,一個城市才會吸引。」

思維上的守舊

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項目,多年來屢受批評,先撇開私人物業的活化案例,翻新後的法定古蹟大多數成為博物館、社區中心,「很多人以為歷史建築最好就變成博物館,對香港來說並不是最好的方案,尤其是香港大部分建築都以實用性為主,如住宅、醫院等,胡亂改變用途,又沒有為展品度身訂造設計保育方案,最後一定不會成功。」

他以禮賓府為例,1999年政府曾經計劃把禮賓府改建成博物館,李浩然的公司就研究其可行性,「最後我的報告指出禮賓府不適宜改建成博物館,因為本身是住宅用途,結構上只能支撐一家人的使用,貿貿然變成博物館的話,每天有幾百人踩上去,對古蹟的損害相當之大。」反觀中區警署建築羣,曾是監倉及警察總部,本質上已能容納大量人口,改建成藝術展覽場地就相當合適。他以孫中山紀念館為例,把甘棠第變成博物館,就是舊式保育思維的例子。「沒有考慮建築歷史與展品之間的關係,算不上成功,所以一個成功的保育建築項目,是工程展開之前要訂立清晰目標。」

保育在乎社區參與性

在答應擔任大館文物工作小組主席之前,李浩然也曾問過負責人的目標是什麼。「若然保育工程的目標不符合國際標準,沒有顧及民間參與性的話,我不會參加,覺得無意思。」後來聽到香港賽馬會的目標,是想建造一個讓香港人享用的文化藝術中心,有戶外空間讓人休息,並能平衡社區發展及參與性,就決意加入團隊。「他們也找來英國著名保育建築公司Purcell,以及香港的代表建築師嚴迅奇等,大家都有共同的保育目標,促成這個符合國際標準的保育建築項目。」

開幕展覽《大館一百面》訪問了不少街坊,以及在大館附近生活和工作的人,反應熱烈。
開幕展覽《大館一百面》訪問了不少街坊,以及在大館附近生活和工作的人,反應熱烈。

開幕後,大館的保育工作重點放在展覽及活動,而社區參與性是保育之中最重要的一環。「大館訂立了一個很高的指標,歷史故事以外,最重要是策劃具創意、有延伸性的展覽,反映香港民生以外,也要讓觀眾有共鳴感。」開幕展覽《大館一百面》,以及今年3月的《圓動力》展覽,也訪問了不少街坊,以及在大館附近工作的人,「這種類似民間故事館的形式,最初由台灣及日本帶起,他們會找場地附近居住的街坊捐出展覽物品,可以任你摸,不再局限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展覽形式,讓街坊也一起參與,令展覽更加有趣。」李浩然以藍屋作例子,其活化成果效益顯著,不單讓居民入住發揮舊有用途,在地舖的故事館也讓街坊參與展覽,現身說法講解舊日生活,讓參觀者能切身感受藍屋的歷史故事。

財政平衡 是保育的最大挑戰

大館營運一年多,在開幕後,李浩然亦有參與大館的諮詢委員會工作,協助大館訂立發展方向、活動方針等,由在地的生活歷史故事,到國際級的文化藝術表演都要包括在內,如何拿捏平衡,保持活動的多元性,也是他們一直在摸索的事。

然而,在活動以外,李浩然認為財政營運才是保育發展的最大難題。「作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地標,邀請國際級的藝術家及團體參展費用相當龐大,單靠大館的收入,的確很難長遠發展下去,應該要增加收入來源,才能持續發展。」他指出,香港過往的保育例子,因為政府傾向讓營運機構及發展商自負盈虧,結果往往會過度側重商業發展,「就似1881,在這個黃金地段經營下去,就租給酒店及高級食府,結果成效有目共睹,餐飲的確盈利很高,但會否破壞古蹟本身的用途及原真性?會否減低市民的參與性?一連串的問題需要考慮,並且找到一個平衡點。」他坦言還未找到答案,難以靠工作小組及古諮會等機構去想出最佳方案。「政府不能再放任處理,任由發展商自行營運,需要作出適量介入與協調,另外就是尋找商界的支持,吸引他們贊助活化項目的活動也十分重要。」

為了鞏固D倉的結構,以及減少對外觀和古蹟建築的影響,張亮表示他們想了很多方法,包括以黑色鐵框支撐門廊位置,保持外觀設計的和諧感。
為了鞏固D倉的結構,以及減少對外觀和古蹟建築的影響,張亮表示他們想了很多方法,包括以黑色鐵框支撐門廊位置,保持外觀設計的和諧感。

他指出,新加坡的保育發展方法值得香港參考。「新加坡政府不像香港般任由發展商自己決定營運方針,自己主動進行翻新,保存最有歷史價值的街道建築,將最有特色的街道風貌保存下來,只在不影響外在景觀的前提下發展新興建築,兼容新舊發展,反而成為當地最有經濟效益及吸引遊客的區域。」政府的推動成為保育建築發展最重要的角色,之後就是商界的參與,吸引發展商也參與保育項目。「現時不少集團也着重『企業社會責任』,在慈善、文化藝術發展也提供資助,不再只求盈利,把慈善贊助成為建立企業形象的一個重要元素。」他亦建議政府,在投標項目時多加着重發展商的「企業社會責任」一欄,變相推動發展商投放更多資源於社區,「平衡發展最為重要,一個社會過度傾斜商業發展,就會變成畸形社會,各方面都要再行前一步,慢慢與國際標準接軌。」

匡翹,葉秀雯
周耀恩梁俊棋,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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