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東街仕紳化十年記】城市規劃師杜立基:不看重建過程的話,新利東街可能是城市規劃教科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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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街仕紳化十年記

【利東街仕紳化十年記】城市規劃師杜立基:不看重建過程的話,新利東街可能是城市規劃教科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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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師杜立基的工作枱前,有一列書櫃,書櫃的當眼處,擺放了一張規劃師學會在二〇〇五年頒發的銀獎獎狀,表揚他作為專家顧問、與利東街居民就街道重建所設計的民間規劃方案。

雖然俗稱「啞鈴方案」的利東街民間規劃方案水平獲得業界肯定,卻未能開花結果。提交到城市規劃委員會,卻遭狠狠否決,連番上訴仍然維持原判。事隔多年,利東街已按着市區重建局的藍圖,發展成如今的仕紳化商場住宅地段。

「不看背後的權力關係或演變過程,今日見這個product會覺得:OK吖,」杜立基說,「但如果你再看這裏之前是怎樣的、轉變過程及其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安和問題就出來了。」

站在莊士敦道看「利東街」商場及其上層住宅「囍滙」
站在莊士敦道看「利東街」商場及其上層住宅「囍滙」

創新的重建規劃角度

昔日投入利東街民間規劃運動的「H15關注組」成員葉美容記得,「杜生真係陪住H15,一路走過整個過程。」

其實,早在土地發展公司(市建局前身)一九九七年首次公布利東街將會重建後,在大學兼教的杜立基,已帶學生到訪利東街做專題研究,並因此認識到個別街坊和一直跟進當區情況的社工。所以當市建局〇三年真正啟動利東街重建項目,他自然成了街坊們的專業人士求助對象之一。剛好,他那時是自由身的規劃師,因此毫不介意擔任「H15關注組」的規劃顧問。

作為顧問,杜立基最先想了解的,是街坊對市建局和重建項目有什麼期望。他發現,賠償金額當然是他們最在意的事,可是,「銀碼大小的意義,是他們能否回去住,細路仔能否在那裏繼續返學等實質生活上的問題。」他續道,「再背後,抽象點的是,他們有種pride:我住灣仔!」

因為對於灣仔和利東街有身份認同,街坊才會想重建後回遷原區。專業人士和街坊於是致力構思一個能夠保存社區網絡和街道文化、讓居民得以原區安置的規劃方案。「所謂啞鈴方案,就是這樣演化而成。」杜立基回想,「將個時鐘撥回十多年前,這是一個新的角度。」

在聯同上百個街坊制訂發展方案的過程中,杜立基一方面,他要以大眾的語言,向街坊講解城市規劃的步驟和法規;也要以專業的語言,代辦申請程序,向官方傳達他們的心聲。「本來城市規劃師就應有能力與受眾溝通得到。」

規劃師杜立基,曾任香港規劃師學會副會長,當年一直從旁協助利東街居民籌備民間規劃方案。
規劃師杜立基,曾任香港規劃師學會副會長,當年一直從旁協助利東街居民籌備民間規劃方案。

(了解利東街的歷史:從”Street”到”Avenue” 利東街的前世今生

反思重建手法

然而,當居民將方案提交到城規會,或憑此與市建局協商,卻像對牛彈琴。官方總是訴諸一些「技術問題」否定方案的可行性。就如,「原區安置」計劃會因部分業主已出售業權而難以實現;拒絕開「樓換樓,舖換舖」的先例,以避免往後未必有同樣空間條件的重建項目,會有受影響者提出同樣訴求。

實際上,杜立基和參與者也沒奢望過「啞鈴方案」能夠實現,起初制訂及向城規會提交方案,只是想藉着城規程序,掀起公眾討論,吸引外界聽利東街居民的訴求,因此才會不斷覆核上訴,延續社會對本土文化保育、城市規劃民主化等利東街相關議題的關注。

「他們講的題目,以前甚少人講,沒有人知他們想什麼。」民間規劃運動那幾年,確有使到不同界別、階層的香港人都聽到他們的故事,連帶往時被忽略的問題也一併浮面,得到檢討反思,特別是社區重建手法。

一直以來,政府的重建模式,都是先以公權力收地,再找發展商投標做清拆建設工作。杜立基指出,「這好明顯將城市發展裏最有力量的兩個Party結合,然後壓下去,所有受眾便要就範。」而利東街的民間規劃運動,則是在質疑此傳統模式:受眾是否非就範不可?面對着官商兩大勢力的結連,「民眾就散收收,沒有資源,有時就要靠組織民眾團體,找alliance,以抗衡上述兩種(勢力)。」

H15關注組街坊二〇〇五年提出「啞鈴方案」。在杜立基和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下,方案具專業質素,包含設計預想圖及可行性評估等。
H15關注組街坊二〇〇五年提出「啞鈴方案」。在杜立基和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下,方案具專業質素,包含設計預想圖及可行性評估等。
「啞鈴方案」二〇〇五年獲香港規劃師學會銀獎
「啞鈴方案」二〇〇五年獲香港規劃師學會銀獎

理論上的城市設計教科書

透過結連組織,利東街的街坊曾與市建局和發展商進行過一些周旋角力,但最終還是不敵強權。官商聯合決定的規劃方向,主宰着利東街重建項目的發展,也終促成了該區的仕紳化現象。

杜立基講解,仕紳化一詞源於紐約倫敦等西方大城市,本來是指尤其文化藝術界的民間人士在窮舊街區的經濟活動,怎樣下而上改變街區氣氛,吸引地產商和中產階級進駐,繼而迫使原先區民搬走。然而,利東街的仕紳化,是上而下的規劃造成的。

今天的「利東街」走高檔路線,步行商店街寬敞乾淨,街道上設置長凳供遊人休息,其中更有一個空曠的休憩廣場,有小路接連兩邊街巷,也有地下街通往地鐵站。「如果有個學生,學城市設計,你帶他來這裏,解釋什麼為之好。你看着這個,真的可能是將教科書裏的東西全部示範出來。」杜立基假設性地說,單從城市設計理論的角度看,新「利東街」公共商業元素俱備,是跟足設計原則的好例子。更何況,灣仔是全港最富有的一區,也許不少居民能在會所裏滿足到自己的消費需求。

但一旦記起這裏由街變成商場的轉變過程,背後權力關係的不平衡,就會大大扣分。本來的利東街「喜帖街」大名鼎鼎,是全港辦婚嫁喜帖必到之地,充滿地區特色,「而你市區重建局這樣大石砸死蟹,完全唔理下面的受眾,趕走晒後,天外來客式擺一嚿嘢落去。不論你嚿嘢好定壞,啲人都係負面的。」

不過事過境遷,杜立基也曾思疑當年民間方案是否完全沒有動搖到官方,「當初如果不是有這個討論,它會否變成一個室內大商場呢?譬如像朗豪坊,也是食了『雀仔街』(康樂街),將條街變成了一個大室內商場,和出面沒有互動。」

利東街的仕紳化面貌

城市發展的困局

利東街的仕紳化案例,使人們從此對任何社區轉變的苗頭都又畏又懼。但杜立基提醒,社區不是死的,各有自己的生命。

「有生命就會有演化,因不同的因素演化。其實喜帖業亦不是Day1就有,利東街那麼多年,中間一段時間出現喜帖業,它都是因為不同的因素不斷演化。」重要的是,拿着城市發展權力的人需要有自覺性。「要自覺力量的不對等,當你動用那麼大的能力,法例賦予你的權力,市場的能力,大權在手就要有自覺,會對受眾造成什麼影響。」

他提起藍屋。藍屋二〇一三年活化後,也有人憂慮會造成周邊一帶的仕紳化,但因為有意識走平民低調路線,避免引來資本聚集,所以街區可能有一兩間新舖,但整體變化似乎並不急劇。

然而,藍屋只是個別特例。「我們現在這個城市,政治權力與市場力量的結合,大力影響操控城市發展和市民的民生,這個基本格局,在我看來,是很難根本性去改變的。」杜立基悲觀預計,以後這種現象只會更一面倒,因為香港的困局是沒有民主制度。在外國,他們即使面臨仕紳化,民間與之抗衡時背後也可向民選議員市長呈請。「現在我們不用多想了,他們不來搞破壞已經算好。」

民間如何在民主的缺席情況,找到爭取的空間,對於從事城市規劃近三十年的杜立基,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沒辦法,你都要照做,沒理由放軟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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