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輕觸我心」計劃 為聾人心理輔導開啟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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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世界 有誰共鳴

1+1>3?「輕觸我心」計劃 為聾人心理輔導開啟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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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究指出,近兩成聾人有自殺傾向。背後不止是一個數字,而是一顆顆被現實狠狠輾碎的心。

現時坊間有不同的精神健康輔導服務,但根據語橋社資在去年十月的調查,八成聾人認為聾人心理服務不足,對相關服務卻步。在這破碎時代,語橋社資渴望改變聾人命運,推廣手語和口語雙語學習;說書人致力推廣精神健康,消除對情緒病的歧視。兩個團體碰在一起,很快便找到共同心願:填補聾人精神健康服務這塊缺失的拼圖。

今年一月,兩者聯手推出「輕觸我心」聾人精神健康計劃,跨專業地發展出手語雙語精神健康服務的模式,讓不論用口語還是手語的聾人,都得到適切服務。計劃受眾為先天失聰的年青人和成年人,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是為聾人及其家屬,提供臨牀心理評估、個人及小組輔導;第二是向手語傳譯員提供專業精神健康傳譯技巧培訓,為精神健康相關的專業人員提供培訓,更深入理解聾人需要;第三是推動公眾教育,讓聾人分享自己的故事。雖然計劃才剛起步,尚在實驗階段,但已完成多次輔導及訓練。

那天到訪語橋社資探個究竟,會見創辦人姚勤敏,以及說書人創辦人李昭明。聊到半途,燈光一閃,聾人職員潘頌詩按鈴後推門而進,坐在沙發。過一會,兩位手語傳譯員也加入對話。原本兩個人的訪問,忽然變成集體訪問。大夥兒邊搭話邊做手語,是手舞足蹈,也是七嘴八舌,鬧哄哄的像個大家庭。姚勤敏笑說,大家平時開會也是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集眾人之力,看撞出什麼火花。

(上排左起)聾人老師潘頌詩、語橋社資義務董事姚勤敏、說書人創辦人李昭明、語橋 資社市場營銷主任梁思穎 (下排左起)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廖凱 瑜、語橋社資行政主任鄭綺婷
(上排左起)聾人老師潘頌詩、語橋社資義務董事姚勤敏、說書人創辦人李昭明、語橋社資市場營銷主任梁思穎
(下排左起)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廖凱
瑜、語橋社資行政主任鄭綺婷

雙重污名化

當初語橋社資籌備計劃,是因為看見聾人精神健康的漏洞,希望引起社會關注,但單靠聾人研究還不夠,必定要跟手語傳譯員和心理學家合作,在專業上互相補足。那時「說書人」偶爾會上載聾人心事,也曾在分享活動中增設手語傳譯,但主流服務裏面,還是以口語和書寫為主,甚少接觸關於聾人的知識。語橋邀請加入,臨牀心理學家李昭明為提高專業人士的聾意識,隨即和應:「在香港接受心理學培訓的時候,聾人羣體基本上是隱形的,而我們的信念是希望沒有任何人被遺留。」

從前李昭明出席聚會,舊同學一看到她,便會高呼「有誰是痴線」,打趣說「有病再去看你」。姚勤敏插話,有研究提出「聾人性格」,形容聾人孤立離羣、缺乏安全感、情緒化,但這些都不是先天性格,而是生活在壓迫環境,令他們遇到很多挫折,自然冒生情緒問題。「這就是健全霸權主義,將個別身份聯繫到一連串負面標籤。」聾人加精神病患,兩個身份交織,面對的是雙重污名化(Double Stigma)。李昭明說,聾人身處兩種外在壓迫中,不能純粹歸因到個人,指責其不懂處理情緒,而忽略整個脈絡。

世間所有誤會,都是源於不了解。為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心理學家團隊要重新認識聾人世界,化解刻板印象:「聾人會拍人肩膀溝通,原來並非不禮貌,誇張的表情動作,是他們語言的一部分。」據她觀察,聾人都具有好奇心,勇於發問及個人分享,希望將技巧應用在日常。

語橋社資成立之初,是希望將手語和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回饋社會,透過手語雙語這道橋樑,排除溝通障礙。
語橋社資成立之初,是希望將手語和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回饋社會,透過手語雙語這道橋樑,排除溝通障礙。

重新學習

籌備半年間,李昭明等臨牀心理學家負責培訓導師,去帶領「與情緒共存」、「與壓力相處」、「睡眠健康工作坊」及「正向心理學」四個主題的心理健康學習小組,掌握精神健康資訊。踏入無聲世界,一切以視覺為主。平日帶組習以為常的動作,都要重新習慣。簡單如說話節奏、不要擋住簡報、自我介紹要圍圈或站起來讓人人看到自己、問問題參加者不會立刻舉手,因為要傳譯過後才有反應。而導師的能量,原來也會感染到參加者,穿透了對寧靜環境的想像。

潘頌詩是員工兼參加者,從前她習慣玩電話,夜夜輾轉難眠,心情變得暴躁,變成惡性循環。導師教她要分開兩個環境,牀上不用電話,睡前不飲紅茶,她照做後整個人變得精神,心情也轉好。在治療小組中,她明白到負面情緒是正常的,學會了表達鬱結,而這些事,以前從來沒有人教她。

當變成單對單的個人心理評估,難度就更上層樓。一些健聽人的症狀診斷,如思覺失調的呈現方式不是幻聽,而是幻覺手語,本地卻欠缺有關數據研究。以往治療以口語主導,慣常的診斷及治療工具用不着,需要從零建立。「很多層面都要聾人參與,否則很離地。」聾人從小接觸不同手語,更容易明白聾人文化。心理學家團隊將評核心理狀況的問卷,變成手語版,再找不同聾人反覆對比翻譯,以確保表達清晰準確;又跟聾人商量,究竟觀察到的症狀是屬於語言問題,還是精神上的問題;還跟專業手語傳譯員合作,學習他們的工作模式,並建立安全感。

手語傳譯

手語傳譯員,是聾人和健聽心理學家之間的橋樑。除了口語與手語互換外,可以書面語轉手語,或手語和手語之間轉換。有時健聽手語傳譯員會跟聾人手語傳譯員合作,從文法手語,轉為聾人社羣慣用的自然手語。潘頌詩在外面參與過其他心理輔導服務,但手語傳譯員的翻譯較生硬,而且沒時間深入交流,得着不大,甚至有些小組要自己請手語翻譯員。

根據語橋社資於去年八月的調查,聾人不願主動接受精神健康服務,主因包括擔心私隱被洩露、擔心輔導人員不明白聾人需要、有傳譯員在場令他們焦慮不安、於輔導人員清楚交談時有困難、不肯定傳譯員能否把想法準確地轉達等。姚勤敏解釋,坊間的服務甚少安排手語傳譯員,就算有也不熟悉心理輔導場景,純粹跟字面形容就會錯,亦不清楚傳譯員界線。

「聾人羣體很細,彼此間認識,有時混亂不安,她到底是朋友?還是傳譯員?會否我講少少,她就講完整故事?」語橋社資市場營銷主任梁思穎話畢,李昭明笑道:「美國聾人會駕車穿州過省,找不認識的手語傳譯員,但在香港這個小社區,從香港島去九龍也是同一堆人。我們會盡量安排不要有雙重身份,將來有些工作接觸要避免,但也不能一刀切,從人道考慮出發,確保不會沒有服務。」

完成培訓的手語傳譯員廖凱瑜接着說:「想讓大家知道,手語傳譯員有專業守則,不論房內房外都會尊重私隱,讓聾人安心。但梳理對方的同時,也要照顧自己的心理狀態,知道自己的局限。」她憶述,培訓課程中設有角色扮演,有人飾演躁狂症患者,有人佯裝捉蟲吃,有人請心理學家飲啤酒,有人不斷辱罵騷擾,弄得另一名手語傳譯學員哭了。「這是全然陌生的傳譯環境,看起來很嚴肅沉重,但要時刻關注自己和臨牀心理學家的心理狀態,要給自己適量的放鬆,因為人人都會有情緒。」

李菁之死

這兩年世事紛擾,社運疫情接踵而來,社交平台湧現關注情緒的專頁。人們終於打開心中畏懼的櫃子,承認有撿拾碎片、直面裂痕的需要,也重拾關愛小眾的意義。集體創傷餘波未了,疫情下人人戴上口罩,姚勤敏說:「口罩成了情緒表達的交流障礙,基本溝通都很困難,我都成日『吓吓吓』,聽不清對話,又看不清表情,很容易混淆。有時會想,如果我連戴個口罩都感到挫敗,聾人從出生那刻每天遇到溝通障礙,有些更要讀唇,他們今天面對的挑戰更大。」

聾人精神健康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早在十三年前,李菁跳樓自殺事件已轟動全港,因為背後說的不止是自殺,而是社會謀殺。李菁自幼因病致深度聽障,後來冠以「聾人狀元」稱號,奮鬥經歷上過報紙頭版。她死時二十六歲,在遺書中形容自己是怪物,遺物中有個存放會考證書和獎狀的文件夾,封面畫有大交叉,寫上「垃圾」兩字。潘頌詩記得,她言談間也曾隱然透露需要情緒支援,無奈接受專業服務困難,健聽者生活體驗不同,未必明白她的心意,手語傳譯員難尋,防止自殺熱線也沒視像服務。

李菁殞落,引起社會巨大迴響,對姚勤敏的影響尤深。當時他既是她的老師,又是她的同事。那個年代,中心正籌備雙語計劃,初來乍到的她首次接觸手語,望着那些小朋友開小組,雙眼發亮地燦笑:「如果我成長的時候,有這樣的雙語環境,該會很不一樣。」

這一幕他銘記在心,明白聾人溝通障礙是不能逃避的問題,不面對,就會衍生更多問題,而舊有思維已不合時宜。他說着哽咽:「我們沒有忘記,跟許多人提起李菁,大家都很痛心,叩問為什麼沒有好好栽培聾人的制度。這件事的影響力從沒離開過,只是未凝聚很多力量,但起碼多了人認識手語,令很多人意會到,聾人和精神健康之間有很大距離,香港需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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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磚引玉

那十年間,手語漸漸在主流學校得到認可,有人從不同渠道說出聾人心聲,打好了基礎,現在又再踏出一小步。他們希望透過具體嘗試,開啟一扇門,協助建立本土聾人心理輔導模式,再帶到其他社福機構,如像播種。而下一步是運用集體智慧,聚集有心人共同豐富整個內容,也期望大環境改變,減低學習困難,減低家庭困難,增加手語傳譯員等資源配套,整個精神健康就會變好。

姚勤敏深信,要改變制度,沒有十年百載很難:「我們不期望一兩年可以改變整個制度,但不開始,就沒有改變。現在總算建立了基本模式,提出心理輔導需要傳譯,反對聲音該不會太多。」他慨嘆,如果十幾年前推出計劃,會是另一番景象。「這是對的時機,一切都是剛好。如果計劃成功的話,這是獻給李菁的。作為前師長,這是我想為她做的一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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