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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大樹好遮蔭的傳媒年代 一世流着記者的血 譚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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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來不是一個職業。它是一種氣質,一股湧流在骨頭內的血。

譚蕙芸的血還是熱盪盪的。

2008年,她因病離開有線電視新聞,鬱鬱寡歡,以為從此與傳媒一行訣別。#10yearchallenge 過去了,她還在跑,不定期做專題報道。見到不公不義,揮一揮筆,輕灑幾百字,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保健,伸應伸的正義,不敢說改變什麼,不要給她戴上光環。十年變化之多,整本《明周》也說不完,很多年前,她做全職記者時,和羅致光在天水圍踩過單車,揭示貧窮問題。現在羅已經升官發財,而且受盡眾人唾罵。她慶幸還能當記者,寫得理直氣壯,活得無愧於心。

譚的人生很迂迴,但按吸引力法則,「係你嘅就係你嘅。」大學選上了中大新聞系,還未觸碰筆桿,卻舉家移民加拿大。「該大學沒有新聞系,被迫選了心理學及電影。都幾唔開心。」她不是輕易妥協的人。輾轉間,她隻身回港修讀新聞系碩士,兜兜轉轉,還是要當記者。

譚蕙芸當了全職記者十年時,因耳患而被迫轉行。她形容,十年未夠,怎會夠?
譚蕙芸當了全職記者十年時,因耳患而被迫轉行。她形容,十年未夠,怎會夠?

節衣宿食 在《明報》練肚

2002年畢業,第一份工,受聘於《明報》國際版。「當時我的人工9000元,用了4200元租樓,那時代,又真的租到。我無家人,一個人留在香港,圓所謂記者夢,好癲。」那時為當記者,她節衣縮食,會用餅卡換麵包吃,「取一些麵包放在雪櫃,擺好久,慢慢吃,諗盡辦法慳。」

三個月後,譯外稿太悶,所以轉組跑港聞,一跑,四年,後期主力做社福新聞,兼寫專題。其後獲邀轉到有線新聞台。她最愛自嘲,「影我右邊面,我塊面歪的,做電視怎麼上鏡?」但她太愛記者工作,豈會捨得拒絕?

譚形容,做新聞如踢波,一隊波需有合拍的前鋒、後衞、守門員等,而她天生喜歡當不折不扣的前鋒,有線同事說她,像隻電兔,無時停,為新聞,搏到最盡。試過有個報道,她要鑽到貨櫃車車底,示範如何躲藏在底部從國內偷渡來港;也試過穿著泳衣、提着電子探熱針,站在泳池水止中講解「游泳會中暑」,行家稱前無古人:「講泳池,莫非穿西裝咩?好多人對記者的諗法好莫名其妙,先想記者形象,才想故事需要。」利申,她外面是有穿T-shirt的。

她形容,當記者從來不只一條路。brand build自己、獨立報導、公民採訪,也算是一些未來當記者的出路。
她形容,當記者從來不只一條路。brand build自己、獨立報導、公民採訪,也算是一些未來當記者的出路。

被車撞死其實不是意外

經歷大大小小的突發新聞,她最深刻的,卻是一些早已被遺忘的小人物。有次去天水圍,採訪一個婦女被貨櫃車撞死的新聞,原來當區工作機會不足,她生前每天得由天水圍北的家踩單車到流浮山洗碗,偏偏附近很多棕地,貨櫃車常出入,終釀成慘劇。她聽到十分憤慨,「新聞表面是一場不幸,但其實是規劃失誤和貧窮的故事。這樣想,這單小突發根本不小,它反映big picture,那個女人不應該死。」她站在路中心數車,其後更與羅致光踩了一趟「死亡之路」。

「我好喜歡到現場,要真人去到,用鼻索索那味道,才心息。」那橫衝正撞的性格,造就她一直勇往直前,直至2008年。

她突然在採訪間,左耳聽不到聲音,醫生判斷為突發性失聰,其後更患上耳鳴:「聽力失去了七成,環境的雜聲無限放大,尖銳的嗚嗚聲,讓我睡不了。」她服用安眠藥,卻誘發了抑鬱,幾乎一年沒工作,足不出戶,什麼也做不到。「也是因為當時突然被迫無得做記者,我才這麼想做。十年,未夠喉。」還未夠?「十年,未夠,不會夠的。」她說。

譚蕙芸病好後,沒法做全職記者了,轉做助教,然後於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解決生計,父母開心,但她還是感到缺了一塊。

後來她從別人的故事裏,明白自己的遺憾。她曾在《明報》以Freelance身份,寫過露宿者的報道,「你問露宿者一些理念上的東西,他們答不到。但問他這杯是什麼、那件衣服是什麼,他就答到你。我們訪問,經常要找受訪者最獨特的東西,但我從他們身上找到最平凡的快樂與物慾,所以讀者易感受好多。」

她因病不能再全職做記者,因而久久不能釋懷,直到她以freelance身份取得人權新聞獎,才終於知道,換了方法,她仍可報導。她,希望一直當記者。
她因病不能再全職做記者,因而久久不能釋懷,直到她以freelance身份取得人權新聞獎,才終於知道,換了方法,她仍可報導。她,希望一直當記者。

採訪手法和記者從來不止一種

他將露宿者的家當,影成時裝雜誌中的listing,配上一張備有尊嚴、笑容滿臉的相片,而不是一昧表現「慘」、「窮」、「苦」的一面。最後此專題獲頒發人權新聞獎,她才學會釋懷。別人有記者不做,但她是有記者做不得:「病後,有一段長時間,我都覺得好委屈,那時三十餘歲,仲跑得,但無得做記者,好遺憾。直至得獎,才知換了方法,仍然可以做被認可的報道。」

時至今日,她一邊在學院教新聞,一邊寫喜歡的題目。她的理論是,二十至三十歲用體力跑新聞。三十至四十歲用聰明跑新聞。四十至五十歲用人生體驗跑新聞。「因為體力所剩無幾,哈哈!」她笑道。

最近關於牙痛的報道,依然讓她感觸良多。事情的背境是,政府早前截斷過去四年給智障人士的牙科保健計劃,合共2000萬撥款,譚蕙芸落筆寫,大意是,母親不敢帶兒子坐地鐵,因為面對面,牙齒三尖八角,會嚇倒人,但可以坐巴士,因為只看到背部。當天,她花了一整晚採訪、通宵打transcript、然後寫訪問,已經很多年沒為一隻古「寫通宵」,「因為她的是非黑白位,非常清晰,我覺得那金額很小,問任何香港人都覺得應該要資助。」

譚蕙芸由記者變大學講師,適應了很長的日子。現在她也很愛講書。
譚蕙芸由記者變大學講師,適應了很長的日子。現在她也很愛講書。

事隔大半年,她才得悉,這個申訴成功爭取。她當然很開心。但就算無改變任何東西,她也會一直做記者。「因為我不是為結果。如果為結果,就無可能做記者,唔需要將自己想得這樣偉大。」

見證行業變化,記者不斷流失,很多有心有力有熱誠的記者疲於奔命,譚也有灰心時候。「好似以前做《明報》,叫人儲定錢返工,我認為不能這樣做。經濟上壓力小,才能有思想自由。」但可惜現今大中華地區還未找到一個賺錢的financial model,紙媒不停蝕,收費新聞又不穩定,未找到新聞界的Spotify或Netflix,所以記者一行,確實很難走下去。

新聞跟着記者而不是跟着機構

「我生於大樹好遮蔭的年代,但現在樹木一棵一棵地倒下。」她形容,當所有最大的傳媒機構,都不再穩當,其實個人就需要接受碎片化,經營自己。像她也開了Facebook page,寫自己關注的議題,「將來,新聞是跟個人,不是跟機構。記唔記者,其實無人在乎。我們反要問,這時代需要怎樣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是有人想看的。記者又應該怎樣適應這種轉變,放下「我是記者」的包袱,反而重要。」她的路,比一般記者走得更遠了。

「我們反要問,這時代需要怎樣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是有人想看的。」譚蕙芸如此總結。
「我們反要問,這時代需要怎樣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是有人想看的。」譚蕙芸如此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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