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的新舊傷疤:在宿舍目睹學生上吊 是自殺也是社會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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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時代

我們這一代的新舊傷疤:在宿舍目睹學生上吊 是自殺也是社會謀殺

若不是停課,大概約會無期。

眼前臉色蒼白的碩士女生,上個學期忙着做研究,又要分身做課堂導師,兼顧宿舍事務,還有零零散散的兼職。趁着現在有僅餘的喘息空間,餵餵貓,聊聊天。

試探地問,「傷」好了沒?她幽幽地道,傷口還未癒合,又不斷爬出新傷痕,而舊患一直潰爛。社會撕裂,家裏出現裂痕,生活帶刺,想逃避,於是放假也躲進宿舍裏。這裏救了許多苟延殘喘的人,但這樣的一個避風港,在幾個月前淪為了「兇案」現場。

這年間,城裏的人將命運緊扣在一起,一個人流淌的血淚,或會蛀蝕另一個靈魂,或會激起另一個人對生命意義的反思。而那柔軟肉身的體溫,像刺青,終將烙印在她的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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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想到,剛當上大學宿舍導師,就遇上這樣的事。

10月某夜,一牆之隔突然傳來急促的砰砰聲,阿哲(化名)覺得奇怪,打開門,只見保安和兩個女生在拍打隔壁的門,慌亂地呼喊一個名字。

幾個人破門而入,房內一片漆黑,隔兩秒後,隱約看到一襲穿裙的身影,就懸在窗邊。震驚的她聲嘶力竭地喊了句粗口,腦海渾沌空白,只管衝過去,心裏默想:我怕,學生就怕。怕,就會做錯。做得這個位置,就得有能力承受。保安爬高解繩,阿哲一手掏電話叫救護車,一手摟住女生的小腿。這時她才聽到,桌上的另一部手機在播歌,一首傷感的曲,像哭喪。放下來後,阿哲湊近去聽脈搏跳動,聽微弱的呼吸,用食指感應她溫熱的鼻息。還好不是冰冷的,她想。

宿生企圖自殺案的背後

「你看到她自殺那刻,只是一個動作,一個瞬間,但你看不到她怎樣被這個社會謀殺。」

去年學士畢業,正在念社會科學碩士的阿哲說,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中,也提過因社會撕裂而起的失序型自殺,始於絕望無力的宿命型自殺,以及犧牲自我成全運動的利他型自殺。6月中旬,黃雨衣飄落,然後接二連三有人因為運動自我犧牲,7月初,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社會躁動,管治失序,城市敲響喪鐘。「人類就是這麼矛盾的生物,積極而悲觀,堅強而脆弱。」阿哲常自言不畏死亡,口袋裏還長放器官捐贈卡,但到真正抱緊幾乎消亡的血肉之軀,她還是會發抖。

事後,她聽聞那宿生半年來的經歷、付出和掙扎,內心像個脹大的氣球,想把自己變得更強大,想幫忙,結果很快被大人戳破。校方、父母,不是逼得太緊,就是不問情由地叫她放鬆,勸說年輕人千萬不要激進。她氣急敗壞地拍案而起: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經此一役,阿哲除了痛心,還對成人徹底失望。有些細節經已模糊,但有些事愈發清晰。她不敢想像,假若遲了一步,究竟會是怎樣?年輕人被迫到這個地步,是否顯示,這個社會已經一塌糊塗?這次及時挽救了一個生命,但是,絕望其實揮之不去,這會否慢慢磨滅整整一代人想做改變的心?

她可能屬於「外表溫柔敦厚、內心狷介不阿」的類型,她嘴裡常說:「我應該讀錯科。」社會科學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讓她知道,世上有貪婪、謊言和災難。訪問期間,她分析社會種種不公,不住罵政府「假封關」,又忍不住批評自己的父母因循保守。她的桌上,放着許寶強教授寫的《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缺學無思(thoughtless),說的是教育界的犬儒和政府的陳腔濫調,所以主張在文研領域辦好教育。

阿哲做過社福機構,參與過服務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社企,曾改革實習的評估系統,也對長者和生死教育感興趣。她喜歡透過知識和工作改變社會,可是,碰釘子的時候不少。「當你滿腔熱血想作出社會轉變,上一代就會跟你說,放棄啦。」冷水往往照頭淋,但她選擇不放棄,堅信學生可以由下而上,開闢制度以外的一小角落。

真正令阿哲創傷的,不只是初夏到寒冬的漫漫長路,還有崩壞了的社會制度。
真正令阿哲創傷的,不只是初夏到寒冬的漫漫長路,還有崩壞了的社會制度。

自殺的繩 一直纏繞心頭

緊接下來的三星期,阿哲為關於教育的研究工作四處奔波之餘,還得處理宿生企圖自殺的後續事情。她愈認真地活着,愈感覺像死去。她開始忘記,上次醒來見日光是何時,也忘了餓。一碗紅豆沙,分兩天吃;黃昏時分點一碟沙律配薑茶,就是訪問當天的早午晚餐。她抿抿泛白的唇:「人人都問我,為什麼面無血色?就算睡得着,也只睡兩三個小時,4時自動彈起。陽光灑在臉上時,理應很舒服,但我快虛脫。」

宿生企圖自殺,示威者中槍,民陣召集人遇襲,學生被捕⋯⋯令人震驚的事每天上演,她嘆一口氣,換上幹練口吻:「從來沒有一刻沒有事情要做。你有你的情緒,但也有身份帶來的責任,所以將自己放得很後。」

也許,她在無意識下啟動了心理防衞機制,用來保護一碰就碎的自己。

然而,創傷記憶無孔不入。「我永遠記得觸碰到她身體的熱燙,讓我很感受到生命的重量。」結鬆開了,繩卻一直繫上阿哲心頭,不分晝夜地闖入腦海。獨處時想起,放空時想起,經過舍堂走廊時,也會閃過畫面。她曾隔着窗花,好奇墮下的感覺;搭巴士的漫長路上,她專注看窗外車子疾馳;凝視宿舍房間的窗簾白軌,她又憶起那繩索,聯想其他應該負責的成人可恨的嘴臉。有時她會幻想自己死後的模樣,同時認真地思索,要怎樣死,才能保住捐贈的器官完整。

凌晨獨自留在辦公室,眺望對面的教學大樓。阿哲叩問:無論是社運還是工作,搏命做完,反被指摘,何苦呢?「有很多事不該由我們這一代人承受,或是跨世代都該做的時候,上一代沒做,負擔卻落在你身上,而你無力反抗,就會缺氧窒息。」她一想到,該一起掀起社會革命的人,都沒挺身而出,就覺得整個人輕不着地,被空虛感捏住喉嚨。

結果,今日未眠,明日精神散渙,夜裏又再癱軟在牀,研究進度嚴重落後:「知道要做什麼,但就是砌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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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內心的獸

經歷最脆弱的低谷時,她未在人前流過半滴淚:「每個人情緒都很差,我不想增加別人負擔。」她也不想見輔導,怕被迫列出自己的問題,然後嘗試解決,「但我不是要這些,我想要情感支援,想有人聽。」那麼有心事會找誰?她亮出電話屏幕,一頭棕色虎紋的貓。「貓唔係人嘛。」她提高語調,帶點久違的傻氣。

一直以來拚命埋葬鬱結,直到那天,科大學生周梓樂從將軍澳的停車場墮下。阿哲並不認識這個和自己年紀相若的男生,但那一刻,忍不住爆發,身體像被鑿了一個洞。她第一次直面內心的獸,吶喊:「為什麼是二十出頭的他?為什麼這樣不明不白?」

那陣子她會禱告,在近乎絕望中求奇蹟,但奇蹟沒出現。原本要出席為期三天的會議,第一天她就缺席了。在天橋迎面碰到導師,對方說了一聲「你好嗎」,一下子,她情緒崩塌。她忽然發覺,打從6月開始,內心已藏着一個計時炸彈。那兩天,她什麼都沒做,怔怔地望着面前凌亂的書桌。到了第三天,她聽到演說者說「香港很安全」,覺得十分諷刺。

生死是現實 同行是信念

某夜,朋友陪她去悼念會,哀悼的不僅是年輕生命的殞落,還有整個世代如墮深淵的無力感。幾百人並肩站着,陷入深深的寂靜中。偶爾傳來聖詩,更多是細碎的抽泣聲。在漆黑的人海,她捧起了耀眼的小蠟燭。輕柔的,暖暖的,像那夜觸碰到的體溫,竟在最悲慟的時刻,燃亮她內心最柔軟的一塊:「我發現自己很想陪身邊人一起走下去。」

身邊人,是朋友和學生,也是素未謀面卻稱兄道弟的同路人。千點燭光讓她看到,雖然是一場集體創傷,但一起實現夢想的信念,會令想過放棄的人堅持下去。沒有人該被孤立,所以必須擁抱。她想用行動對朋友證明,自己願意試着走出陰霾,希望那位朋友也願意。圍爐取暖,做彼此的樹洞,她自身也得到一種解脫,「像慢慢分割出一小部分的自己」。她嘗試打開另一扇窗:「接受訪問,其實也是在重新梳理很多的想法,告訴自己,其實我也有感受。」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逝者的畢業禮永遠失去,生者的畢業禮也取消了。阿哲明白,自己的路才剛剛開始。

有次旁聽關於生死的課,有學生問阿哲估計自己何時會死。接觸過許多生死關頭,她驚愕,想了想:「如果要設一個大限,會是三十歲吧。」三十而立,立的其實是什麼?她從上一代身上看到,一旦社會規範多了,人就會妥協,倒不如在最光輝一刻功成身退。若然功業未成呢?她鎖起眉心,頓一頓說:「其實都幾恐怖,虛耗那麼多時間都改變不到,這個社會還需要救嗎?」

阿哲打算先給自己七年時間。以前抱怨上一代沒有做的,現在靠自己更積極去做。創傷可以像子彈穿過千瘡百孔的軀體,但是信念可以刀槍不入。阿哲辭退了一些零散工,專注反覆思考自己作為導師的崗位──解惑以外,更要同行。

縱然傷口難以結痂,但阿哲發現透過傾訴,可以令彼此找到慰藉,如絕處栽花。
縱然傷口難以結痂,但阿哲發現透過傾訴,可以令彼此找到慰藉,如絕處栽花。

社會創傷猶如病毒肆虐

「未必要跟所有人做朋友,但我會搞活動,傳簡訊,見面時打招呼。相處時的心,他們會感受到。」有宿生因朋友的情緒問題來找她,她盡力照料安撫;到了理大中大兩役,她心裏焦躁,眼光離不開新聞裏的熊熊火光,等待被禁錮的宿生歸來。訪問前夕,又一個學生因情緒失控而送院治理。社會創傷猶如傳染病,肆虐這座城。阿哲說,有時他們不是不想處理,而是不知怎樣處理。她想讓他們知道:「當你有緊急需要,你會想起有個宿舍導師在這裏。」

她把關懷帶入課堂,鼓勵學生多互動,一同尋找答案。有學生覺得阿哲親切,課後請她撰寫推薦信,她哭笑不得,因為只有教授才有資格寫,但暗自因對方重視自己而動容。收到寫上感謝字句的便條,她樂上大半天。學期末,她收回課堂導師的評估表,常被一筆刪去的幾條橫線,竟堆滿密密麻麻的感激話。她內心終於栽滿了花,覺得自己所做的終於得到認同。她把這些通通儲存在電話內,提醒自己要做得更好,還有活着的意義。

生死相依,阿哲說,希望自己死後也可為後世留下貢獻。
阿哲說,希望自己死後也可為後世留下貢獻。

生死相依,她沒有迴避關於死亡的一切,反覺得愈靠近死亡,愈能正確思量生存的價值。不知從何時起,遺書再非絕口不提的禁忌。年輕人寫遺書,醫護也在寫遺書。她覺得既可悲又心痛,因為他們冒險守護家園的同時,害怕被自殺,被遺忘,很多事無法預料。她聳聳肩:「可能下一秒天花板塌下來,我們就拜拜。」結論是,時間不能浪費。她在宿舍辦遺書工作坊,用另一角度,重新思考生命及觀照傷痕:「在有限時間,做想做的事。」有人在信中對捨棄了的夢想道歉,有人罵醒以前的自己,有人鼓勵家人和朋友。阿哲想傳達的是:生命中最想做的,卻一直沒發現或沒勇氣做的,就銘記在心,努力去做。

新年伊始,她已經在腦裏畫了一幅藍圖,復課後想邀請敘事治療師,為同學撫平創傷,又想舉辦真人圖書館,繼續做關於教育和社會不公的研究。

阿哲在遺書工作坊寫了一封信,感謝朋友相伴之餘,還透露很想改變社會,這就是活着的意義。
她在工作坊寫了一封遺書,感謝朋友相伴之餘,還透露很想改變社會,這就是活着的意義。

做彼此的樹洞

「我做的一切,就是想看看能改變什麼。與其說是療傷,不如說是帶傷去止別人的血,從中自己也釋懷一點。」不過是廿三歲,好像看透世情。重提目睹上吊的事,她對年輕一歲的記者說:「傻女,你還小,正常是不懂處理的,但作為宿舍導師要識。」兩年前,她到外國闖蕩,事事靠一己之力,「講嚟冇用,思考怎累積經驗幫人好過。」

像她這樣的一個女生,從沒想過會剜出心,赤裸地攤在人前。但在這半年間,人人遍體鱗傷之際,她透過傾訴,窺視到復活的生機。當生命與生命交疊時,她感受到自己真正活着。

訪問那天,初次會面,竟從窗紗透光,聊到華燈初上。「唉呀,辛苦你要抄四個幾鐘錄音。」阿哲道別時瞇着眼,插袋蹦蹦跳跳。雖然隔着口罩,彷彿也看到她由衷的笑意。

願七年後,阿哲打開盒子時,還找到裏面藏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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