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六十年周年研討會 在監控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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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六十年周年研討會 在監控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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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反右運動六十周年的研討會受到打壓,五七學社創辦人武宜三認為,中央要守住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否則,沒有自由的香港只會淪為中國「一個城市」。
研討會籌辦人陳愉林堅持舉辦,他在會上坦言最擔心內地親人的安危。
會場有中年男子在後面舉機拍攝,全日不發一言,與會上的人零交流。
在場者大多是頭髮斑白的長者和來自海外的媒體
反右運動官方公布受害人達55萬人,有研究者認為,真實數字應遠高於此。
章伯鈞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辦人,1957年被打成頭號右派分子。

籌辦人一度「被消失」 參加者十年減半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將百萬人打成右派,摧毀無數人生。十年前組成的五七學社專門研究運動,剛過去的一周在尖沙咀舉辦六十周年研討會。大會一波三折,中大中止舉辦,籌辦人陳愉林一度在深圳被扣押,在港惹來「被消失」的疑雲。陳愉林最後趕上研討會,多個參加者在內地受各方阻撓,人數比十年前減半。年過八旬的受害者們至今仍未忘當年身心的折磨,在會上拉起橫額抗議:「這不僅是體膚,更多是精神上的摧殘,人格上的污辱。」

籌辦人不願多談被扣留一事

19571958年的一場反右運動,中國官方公布抓了55萬人,共產黨將知識分子扣上「右派」的帽子,充公資產,下放青年到荒野開荒。當年的受害者,今日已是年過八旬的老翁。

「被扣留的事我不多談了,我想確保研討會順利進行。」會場不少來歷不明的中年男子舉攝錄機監視,五七學社總編陳愉林對被扣留一事三緘其口。

陳愉林說,去年開始籌辦研討會,按傳統由中文大學舉辦,中大亦一早答允。五七學社有關人士受盡各方壓力,上周陳愉林在深圳過關時被扣留,「反右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受壓下要改成「講座會」,原先協辦的中文大學在今年1月亦打退堂鼓。

陳愉林認為,香港的大學不敢碰反右的研討會,相信與今年1月在中大舉辦的文革五十周年有「五毛黨」搗亂有關。「18日,會場有人高呼毛主席的口號『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有人高呼『打倒鄧小平』,當天中大便通知我要取消研討會。雖然前面有狼,後面有豺,只要我有一口氣,我依然會堅持這個鬥爭。」83歲的陳愉林用顫抖的手拿着咪高峰說。

一場反右六十周年的研討會,內地的受害者同樣受壓,多名受害者未能過境到香港參加研討會。「十年前有百多人參加研討會,今日只有五十多人。」陳愉林說中國當局用各種手段阻止受害者來港,最常見是不替他們辦港澳通行證;有些被迫「簽保證書」,保證不來香港;有些被「人盯人」24小時監控。

年逾八旬 與會者南下被監察

來自北京的蔣綏民與任眾首次成功來香港,十年前訂機票來香港,立即被監察人員盯住,要迫使他們退回機票。「今次不知為何,我們北京一行六人順利來港,相反重慶全部受害人被盯緊,一個也不能來。今日的中國,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蔣綏民慨嘆說。

83歲的蔣綏民年輕時是一個建築設計師,毛東澤提倡學術上百家爭鳴,民眾每個人要有「獨立思考的自由」。蔣綏民在大鳴大放的影響下公開支持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黨,結果在1957年被打死右派,1966年被下放到新彊開荒勞改,直至1979年才回到北京原單位。二十多年來上級強制他捱餓,他的人生黃金時期一直骨瘦如柴,45歲才回到北京城談戀愛結婚,重回正常的生活。這十多年間,北京有十多名像他堅持平反反右運動的人,他們終日被跟蹤,每月定期開會交流,縱使找到酒樓開會,場內也會突然關燈。蔣綏民說,這些日子都習慣了,他們一生只討國家一句道歉,向國家討回年輕時所失去的東西。

反右幽魂至今不散

研究反右運動十多年的武宜三是五七學社的創辦人,他經網絡收集國內受害人的資料,至今已收集了兩萬三千個個案,記錄了兩千萬字的受害歷史;這十年間五七學社出版超過一百本有關反右運動的著作,個案的文章大多網上發表。武宜三說,出版業沒落,近年中央看緊羅湖關口,不准運政治歷史書,今年連六十周年的研討會只能在酒店的會堂舉辦,反右運動歷史的記載能否延續成為疑問。

1957年反右運動還在今天發揮壞的影響,有必要作出更深入的研究。」武宜三強調,反右是中共嚴重違法違憲之始,多方面的記錄借古鑑今,可警剔當權者,保障國民。可惜受害人年時已高,現在只寄望受害者的第二代能記錄下去。

我們(五七學社)不叫「平反」反右運動,是糾正。作為一個政黨,作為一個組織,沒有執法的權利,不可以剝奪公民的自由。我說你成右派,便把送你去勞改,不單是違法也違憲的。政黨必須要道歉,但到了今天,共產黨仍然沒有道歉。」

武宜三十多年來參照當年的《人民日報》公布的右派數字,與過去多年各省地方志的人口統計數字作比較,找出在反右運動中最接近真相的受害者人數,標示當年的反右重災區。武宜三指出,中國近年政府不斷更新數字,估計受害者人數遠超一百萬人。

去年發生銅鑼灣事書店老闆和職員先後失蹤事件,人心惶惶,五七學社去年已停止出版刊物。武宜三坦言,曾坦心「被消失」,但畢竟今年已75歲,付出的研究是為社會,相信共產黨不會針對他,而且他認為今時今日,要感到害怕的也不止限於出版人。「如果中國憲法不獨立,我們只會活在恐懼之中,上到黨總書記,下到販夫酒卒。研究這麼多年,我只是不想下一代好像我們一樣活在恐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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